第二章 走出国门 华国锋首访拜铁托 刘家语率团访五国
在华国锋和中央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7-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一、港澳考察团
最早的考察团是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赴英法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1978年2月,国家计委提出了庞大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计划。同时向决策者建议,“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而最早启程的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1978年4月10日至5月6日,他们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目的很明确: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
考察团返回途经广州时,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这给正为逃港潮烦恼的广东领导很大启发。考察团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
考察团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后来广东省委也以港澳考察团的建议和报告为基础,提出了开放发展的具体计划。
二、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
1977年8月，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
1978年3月，中国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
5月，华国锋正在访问朝鲜。8月14日起，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是自1957年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86岁的铁托四次同华国锋会谈，两次单独会晤。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并一同参观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一些工厂。
之后，贝尔格莱德农工商联合企业形式被引进国内。几乎在一个月内,全国有36个单位开始试点这种叫做“贝科倍”的经营体制。多个考察团陆续被派往南斯拉夫。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好。南斯拉夫的方针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好东西, 排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坏东西。”
三、谷牧率团访西欧
1978年5月，当段云所率的考察队伍回到北京时，由副总理谷牧等率领的中央考察团前往欧洲，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开始启程。
5月12日，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团已抵达法国。当时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会谈。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用名刘家语，山东荣成人，少时读过6年私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关系著称。1954年他从上海调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管理工业、交通和生产建设。但1978年之前，这位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还从未踏出过国门。
按党中央决定，这次访问主要是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西欧五国。谷牧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谷牧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谷牧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中国拉关系，做生意。
谷牧震惊于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与经济。德国一家电力公司的一座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而中国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一个钢铁厂，年产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中国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需要6.7万人。在法国，谷牧看到一座水电站，全部用电脑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发电。
代表团这次出访，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到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他们的差距。谷牧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落后于西方20年。
代表团回国途中大家就开始热烈讨论起考察报告该如何撰写了，回到北京，在谷牧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全体团员的认真讨论，反复研究，向中央写了一份考察报告。6月30日下午三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汇报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多。
谷牧当时主要谈了三点：
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
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华国锋亲自主持并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
汇报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随后，邓小平又单独听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在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会议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开眼界，到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期，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
四、邓小平访问日本
1978年10月22日，时任中国政协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这是1949年建国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对此日方给予他国家元首的待遇。
10月23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仪式上，众人举杯庆祝之后，邓小平忽然放下酒杯，出入意料地走到福田首相跟前，与他来了个拥抱。在第二天的中日主要媒体报道中，题为《友好的巧遇》的照片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头版。
在对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在大阪考察时，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被尊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
1945年战后的日本也是满目疮痍，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相差无几，但在之后的30年却驶上了一条“快车道”，而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却依旧百废待兴。当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10月25日下午4时，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比谷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面对日方记者提出的关于钓鱼岛的敏感问题，邓小平做了如是回答：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谈这个问题时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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