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九月，我考进了‘太乙区第一中学’，这是全县的重点中学。这一年大哥高中即将毕业，我快十一岁。
灰色高大的门楼上，楷书题写着校名，苍劲雄浑的字体据说是县内名宿侯清玉老先生所题。甬道两旁高高的大叶法国梧桐树掩映着数栋深灰色的三层小楼（早已拆除，每次回乡只能凭记忆畅想了），这是全县数千名考生的首选学府，聚集了当时全县十一个区七十七个乡镇的精华。在父母的微笑和人们的赞许声中，跟着母亲极自豪地背着红花棉被，拎着大哥用过的掉了瓷的小脸盆，穿着一双刚买的白网鞋，（当时的价格是一元零五分，母亲拉着我徘徊再三后咬牙买下的）神气十足地和母亲到学校注册报到。
当年是最小的年龄，最矮的个子，超高的分数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那时的中学
我们全体新生被十多个后来成为班主任科任老师的人们领着，赶鸭子似的到了学校后面硕大的操场里，混乱地按照籍贯乡镇站好队，于是乎就有了或长或短的几十行队列，泥鳅或蟮鱼般的扭动排着动弹着。即将成为同学的我们好奇而又兴奋地相互打量挨着自己的新面孔，忐忑不安地听着老师分派自己的班级。
听我的大哥说，这个学校是按照学习成绩的好坏分配班级，按名次排定座号，每学期一次，然后按班级配备老师；这种极具区别对待的分配方式和荣誉感极鲜明措施体现令同学们学习高度紧张，稍微不留神就有可能由甲班给调到乙班，乙班调到丙班，最终实行淘汰制给劝退到别的学校。
由于有了这种严格近似于残酷的优胜劣汰的选拔方式，据说学校的升学率始终保持在全县第一。按照升学考试的分数，我被分到了八六级甲（一）班，学号为甲（零零三）。六个新生班中最好的班级体和最靠前的座号。此种荣耀距中学顺利毕业一直保持。
那时的空间活动都比较少
到毕业中考之时，六个班就只剩下不到三个班了，近四百名同学只剩下不到二百人了。看着淘汰的同学们那红肿的眼睛和家长们那尴尬的表情，很替他们惋惜。想着经过自己的艰苦拼搏而保持领先的位置，看到每周母亲来看我时的那舒心的笑容，偶尔还抱着我亲亲的天然母爱流露的动作，内心也很高兴实属不容易。
随着科目的增加，学习任务的越来越重，家庭经济好的同学都纷纷进入教师食堂吃小锅伙食。然而每月五元的零花钱再怎么计算也促襟见肘，维持不到月底，自然也就无法加餐奢望那一顿油汪汪的饭菜了。
好歹自小开始就很明白家里的经济基础和与别人无法比拟的条件，也不怨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埋头学习，咬着牙和自己较着劲，拼命地压下心中的那股欲望，以学习成绩来平衡心中的巨大落差，和他们比试成绩的好坏，找回平衡。
母亲永远是爱着自己的，天下的母亲都宁愿自己没有吃穿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吃穿。
偶尔母亲会利用赶集的机会来学校看我，要不是一瓷盅油腻腻的回锅肉，就是带着我到集市上找一家饭馆，炒上一个我最爱吃的荤菜，母亲总是说她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娘俩你推我让，最后硬是母亲逼着我将绝大部分菜吃掉才住手。
回家总得帮助家里干活
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双手捧在腮上两肘撑在桌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还不时用粗躁的手摸摸我的头和脸蛋，满眼的爱怜神情看我不够；或是抚摸我的肩，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看着生活重压下的显得疲惫憔悴的母亲，心里很有一种想扑在怀里大哭的冲动情结，让泪水来洗去我的满腹委屈和说不出的痛楚，目的只是想怎么能让母亲不再那么辛劳，不再那么疲惫，不再那么沉重，不再那么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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