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我们已经都知道，人生是一场悲剧，更悲哀的是，这场悲剧的主角还不是你，而是命运。每一个人，都注定了是旷野里的寂寞，都注定要面对生命本身的孤独，甚至还有人性中固有的恶。                                                                                  ——《当我们讨论爱情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是的，上句摘自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讨论爱情时在讨论什么》，出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81）。

相信很多朋友看见这书名都会想到村上的《当我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当然，村上的书在2009年出版，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卡佛可不是什么二流小作家，熟悉世界文学的朋友都会知道，雷蒙德·卡佛，继海明威之后美利坚最伟大的作家，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被称为美国的契诃夫。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雷蒙德·卡佛生于1939年，五十岁便早逝。像他的小说人物一样，他一生贫困，境遇不佳，笔下的底层人物，都是那种“人生仿佛要耗尽，但仍要把塌下来的袜子拉起来前行”的人。

他的写作既备受赞赏，同时也招致批评，后者来自那些自认美国人过得没那么糟的读者。

“极简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是评论家给他的定义，反过来，他一点不喜欢这样的标签。  但是他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在美国的出现。

正是这种语调与文学质地，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作家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等。

卡佛的书中频繁地出现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

通过这些，卡佛为许多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让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我感到羞愧难当。”

   

    二零零九年卡佛的《大教堂》在中国正式出版，毫无意义，在我华夏掀起一阵热潮。相应地，卡佛逐渐为一部分群体所知。上面的题记就是一位作家在读完卡佛后的感叹。

极简主义、我打电话的地方、请你别说了，可以吗等等，还有卡佛的不少诗作也被人们翻出细品。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接下来一段摘自《当我们讨论爱情时我们在讨论什么》译者小二的后记。

“卡佛的小说戏剧性不强，叙述平淡而有节制。小说的用词和句式都很简单，极少使用修饰性的词汇，侧重暗示性的叙述，避免过分的渲染。他因此而被评论家们贴上了“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标签。他在小说中注重对话的真实性，大量采用俚语和口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往往通过对话和对一些细节的描述来实现。读者有时会发现卡佛的一些小说的叙述模糊，甚至“漏掉”了一些情节，这使得小说进程中出现某种“空缺”并产生歧义。卡佛正是借此来表现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认知的局限性。卡佛拒绝解释和阐述性的文字，尽量让叙事者和所述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卡佛小说中的人物缺乏相互的理解，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沟通上的缺陷使得人物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状态。卡佛还通过叙事者对事件模棱两可的叙述，让读者对叙述者和故事本身产生怀疑。这种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不自在有利于读者感受小说中人物的困惑和不自在。而其特有的开放式结尾常使得读者有被悬在半空中的感觉，迫使他们在放下 书本后还继续关注小说人物的命运。

卡佛善于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并对其作出准确的描述。塞尔茨曼(Arthur Saltzman)称卡佛为“寻常事物的鉴赏家”。在卡佛小说里你很难读到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他笔下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物，如锯木场工人、餐馆的女招待、推销员、汽车修理工、失业者和家庭主妇等等。他们做着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吃饭、看电视、喝酒、聊天、打猎和钓鱼等等。他们窥视邻居的隐私，对配偶不忠并借助酗酒来麻痹自己。卡佛能从这些寻常事物中找出不寻常的东西，并对人物的一些细微动作，如摁灭一根香烟、挂上电话、放下杯子等等，赋予特殊的意义和张力。卡佛说这种创作理念来自契柯夫的影响，契柯夫曾在一封给读者的回信里说道：“作家不一定非得去写那些取得了无比的成就和作出了惊天动地事情的人。”卡佛说自己那时正在大学里阅读一些和公主公爵、推翻王朝和征服有关的戏剧。卡佛在《论写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作家要有面对一些简单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而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卡佛拒绝使用修饰性的词句。在他的小说里你读不到“你痛苦地说”，“他开心地笑了”这一类的句子。最常见到的是“他说”，“她说”。这也曾招来部分评论家的批评。卡佛只借助对话内容来表现对话者的性格和对话时的情绪。他试图让人物的对话贴近现实，所以对话往往是短促断续的，对话双方经常答所非问，对话有时并没有一个终结。在《阿拉斯加有什么？》这部小说里，卡佛把这种对话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对夫妇到另一对夫妇家做客，他们在一起吃喝和抽大麻，期间谈到玛丽和杰克有可能搬去阿拉斯加。卡佛非常喜欢采用这种两对夫妇之间对话贯穿通篇小说的设置，同样的设置还出现在小说《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和《羽毛》里。这种设置给他设计多个人物之间的交叉对话创造了条件。

卡佛称自己是一个“依靠直觉的作家”。他说自己着迷的事情包括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为什么经常失去自己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对自己内在资源的处理不当等。他也对生存感兴趣，想知道人们在被生活击倒后能做些什么。卡佛特别着迷人们在沟通上存在的缺陷。卡佛认为缺乏相互理解和无法沟通是他所关心人群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听不懂和不认真听对方的说话。在《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这部小说里，小说的主要角色是一个哑巴，而在另一篇小说《小心》里，卡佛写了一个耳朵被耳垢堵住的人物。在与妻子沟通的关键时刻，他却无法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而且，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不善言辞，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比如在《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这篇小说里，利奥在面对那个他认为可能睡了他老婆的男人时，只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星期一”（这个日子于利奥很重要，他决定从那天起从头再来，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语言和沟通上的缺陷突出了他小说中人物自身的困惑和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的窘迫。

卡佛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开放式的结尾。卡佛在小说的结尾处常常不给出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在这篇小说集里比比皆是。一位评论家说卡佛的小说“不仅告诉我们哪儿出了问题，而且还暗示了等在下一个转弯口的灾难。”而这个等在转弯口的灾难往往比那个已经说出来的还要大。比利时作家阿利亚斯?米松（Alain Arias-Misson）说卡佛小说“往往结束在悬崖边上，故事中的人物被吊在不确定的空气中。”这种悬而未决式的结束在读者心里造成一种不自在，迫使读者顺着小说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寻找答案。评论家往往从艺术角度来分析卡佛小说的结尾，而卡佛却把这归结为他所描写的对象。他认为“给我所描述的人和事一个完善的结局是不恰当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说尽管他尊重那些传统的写作方法，但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答案和结论。如果故事本身能够回答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和矛盾，并能满足它自己的需求，这就足够了。”

卡佛是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但他的写作与那些故弄玄虚，不着边际的时髦写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小说自始至终都是写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比传统的现实主义还要现实。当被问道为什么要在《邻居》里安排比尔试穿女人衣服时，卡佛说他觉得有人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真实，真实到让人感到不自在，这就是卡佛的小说。卡佛只是对一些真实的片段作取舍、强调和忽略来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这种写作手法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变通，也是对传统阅读方法的一种挑战。记得小时候读到过一则童话，说乌鸦想从一个只装了一半水的瓶子里吸水喝，可它的嘴够不着水。最后聪明的乌鸦通过往瓶子里丢石子来升高水面，从而喝到了水。我觉得阅读卡佛就像乌鸦吸水一样，读者必须主动参予到作品中去，才能获得阅读带来的愉快。”

“为心想事不成的人而写。”

    肖复兴这样评价卡佛。写的东西不同，表现手法也不一样。包括他的诗。。。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其实不像是诗，倒不如说是大白话。但却能打动人。从本质上来讲，卡佛或许只是用了诗的表现形式，来传达自己想要说的话和想要抒的情。

最后

其实我们读卡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确实有一种荒凉的，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

学会身临其境，依靠精神去追索，过程充满神秘，在这种神秘中感知他要表达的内核，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还想要说的一点是卡佛的笔下多为下层人的悲伤，用词精炼，却能戳进每个人的内心。他的作品不属于大众读物，所以评价无论多么两极化也都可以一笑而过。

这世界有人总是天生能表达自己，就算是说出自己过去最困窘最难描述的卑微，也能坦诚，也能探起真诚的头一字一句，落落大方。

可是卡佛故事里的人物不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过于笨拙和失语，他们不能表达自己。

是卡佛。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一些辅助的东西。

■极简主义：

　　最早来自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作品的定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而颇具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则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穷困：

　　写作从来就没有带给他生活中的改变，这是卡佛成名后接受访谈时常常提到的。他多次宣告经济破产，曾经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

　　■酒：

　　父亲是酒鬼，卡佛也一喝就是十几年。但是，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最后却是死于吸烟。

　　■职业：

　　卡佛高中毕业后辍学，当过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在医院当过守门人兼擦地板，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

　　■《大教堂》：

　　卡佛公认的成熟之作，曾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

　　■作品改编：

　　《大教堂》小说集中的《好事一小件》与《维他命》曾一起被改编进了美国导演奥特曼的电影《浮世男女》（又名《银色性男女》。《羽毛》也被改编成电影。

　　

被忘记的雷蒙德·卡佛

卡佛自话。

　　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

　　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

愿君多采撷，书海解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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