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来了

   

      每每回老家，村头路尾碰到乡里乡亲，都会朝我说一句:“家（gā）来了！”纯粹的乡音中，是对我的招呼，也是对我身份的确认:我是这个村里的原住民。

      前几日清明，兄弟相约回乡扫墓。看着桃红柳绿的春光，听着莺歌燕舞的鸟语，想到父母离去的遥远，淡淡的忧伤和着春风吹遍漫山遍野；小的时候跟着父母来上坟，挖几锹土，烧几叠纸，磕几个头，算是和从未见面的祖宗见了面。而今我们却也只能对着双亲的墓在心里默念一句:“嗲嗲姆妈，我们家来了！”

        坟头去年花还在，今春槐树又清明。

        中午，哥嫂因为工作忙，安排我们在长春农家乐吃午饭。长春家的老房子和我们家前后紧挨着，他家兄弟姊妹七个，和我们兄弟三个一样，都有过相似的清苦而艰涩的童年，不过他家比我家更窘迫些。有一年谣传要地震，家家搭了防震舍，他家孩子多，防震舍里挤不下，雪美带着冬春还是来春躲在我们床底下好几个夜晚。长春是男孩子里的老大，如今也已花甲。长春是个乐天派，也是个人来熟，见谁都是握手拍肩，称兄道弟。

      “噢吆，老弟，你家来了！”老远，长春就伸出双手，仿佛接见外宾似的，“春美、长美、雪美、冬春、来春他们也都回来了。”长春依然带着他特有的微笑和热情。这几年托国际慢城的福，留在村里的长春、雪春经营起了农家乐，日子越来越红火了。

        说话间春美几个姐妹都来了，切切察察，时而聊聊过去，时而说说现在。长春的母亲，满头白发的“老娘”也来了（老娘是她的外号，好像是因为人前人后总自称老娘，即使因为气候不顺骂天老爷也不例外）她大概有八十几岁了吧，记忆有些模糊。认出了弟弟，却没有认出我。春美提醒几句后，才恍然大悟似的:“噢，你们都家来了！……清明是该家来看看了。唉，要是你嗲嗲姆妈还在就好了……”浑浊的眼睛里仿佛有某种怅惘；当她在几个女儿的指引下看到了我的儿子孙子的时候，浑浊的眼睛里仿佛又有了某种憧憬。

      我们午饭吃到一半时，老娘在几个女儿的搀扶下，颤巍巍地拿了个红包，硬要塞给满满，说接了红包能活一百二十岁。她对着我们说:“要是你们嗲嗲姆妈在，也用不着我烦这个心。”既令我感动，又令我难过。

      午饭过后，又在长春门前挂满了红灯笼的架子下闲聊，来来往往的游人络绎不绝。我抬头看到村里原来的村医兰英，赶紧过去打招呼。当年母亲病急去医院急救时，是她一路上将母亲抱在怀里啊！她大概也八十好几了吧。不想我的一句问候换来她一脸茫然。同样浑浊的眼睛里透着疑惑，“你是哪个？”我猛地一惊，我的茫然不比她的轻！这使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忽然感觉自己像个外乡人。我理解了那些因拆迁而被连根拔起者的失落，也理解了故乡的原风景所承载的乌尔苏拉式的孤独。故乡在老一代记忆的衰退中逐渐朦胧起来，正如她在新一代的蜕变中又逐渐清晰一样。春天在这朦胧中蓬勃而至，清明也在这蜕变中缤纷而来，年年如是。

      正恍惚间，又一句“你家来了”唤醒了我，原来是儿时同学福清。

      只要还有人对我说一句“你家来了”，我便依然是村里的原住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