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政府组织
甲、汉唐相权之比较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唐代则把相权划分成几个机关，这几个机关便须常川会议，来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
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故就官职名义言，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内廷关。到唐代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说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权之分配：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代叫做“敕”。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敕”，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待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复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在门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设有若干第三级官，谓之“给事中”。给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对皇帝诏书亦得参加意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则属诸门下省。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复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丙、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当时的尚书省，则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因他只管行政，不管出命。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唐代中书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多时有至十几人，最少则只有两人，即中书令及门下侍中。开会时有一主席，称为“执笔”。讨论结果，由他综合记录，等于现在之书记长。此项主席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大家的意见，不仅由他综合记录，而且最后文字决定之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宰相一职，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丁、尚书省与六部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官吏必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官，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官，宰相不过问，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管民政户口等事，吏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主管建设，各有职掌。
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庞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
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
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唐六典》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之变动，只在中书门下发命令的部分，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省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戊、唐代地方政府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中央大臣，比较汉朝要更像样些，但地方长官则较汉为差。汉代。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县级以上为“州”，州设刺史，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较汉代郡数多两倍余。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唐代的州也分上中下三级，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
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己、观察使与节度使
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这已在汉制中说到。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异之点。
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假使此项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为“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汉代的选举制到唐代，实际上已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
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此制大体，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让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入。不论其人已经做官或从未入仕，皆可入登记表。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所以主持这项工作的便称九品中正。
乙、唐代之科举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报考之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此项报名之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自然并兼未经犯过国家法律在内。此外则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又因吏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
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庸调制
唐代的田赋制度成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承北魏以来。“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
乙、唐代帐籍制度
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帐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全国户口按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此项户口册，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帐则是壮丁册子，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帐，三岁一造籍。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户籍册子则三年重造一次。一次称一比，引起可以用来和上期的簿帐相比对。唐制，州县经常须保存五比，户部经常保存三比，如是则地方政府对户口壮丁变动，可以查对到十五年，户部可以查核到九年。这一工作相当麻烦。户口有异动，田亩有还授（丁年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后户口登记逐渐错乱，此制即无法推行。迫不得已，才又改成两税制。
丙、唐代的两税制
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自此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此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此制与租庸调制之不同，最显著者，据唐时人说法，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这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如是则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了。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如是则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解放了。这不能不说是此制之好处。然而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所以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现在再把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两两相比，又见有恰恰相反之势。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其下层贫穷，政府却并未注意到。总说汉代田租是很轻的，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穷人还是很多，甚至于逼得出卖为奴。政府的轻徭薄赋，只为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至于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在开始，商业尽自由，不收税。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
四、唐代兵役制度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遍及全民众，可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唐代兵役制度改变了，可说是另一种的兵农合一制。我们不妨说：兵农合一可有两种方式：一是汉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人不过踵其成规。
五、唐代制度综述
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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