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客帝国》里面，有一个经典场景：黑客组织墨菲斯递给尼奥两颗药丸，一颗蓝色，一颗红色。蓝色代表你选择继续待在以前的世界，那个被操控，被监视，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思考的世界，而红色代表现实世界，没有鲜花美酒，只有真实和残酷，还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你会选择那一颗？
纪录片导演Cassie Jaye自己曾是一名演员。但在她的演艺之路上，她发现许多女性，包括她自己，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不成文的潜规则。Cassie由此转行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决定为更多女性发声。
然而，经过几年的拍摄和研究，她却发现了另一个被忽视的声音。
现在，随着HeforHer，Metoo等运动的流行，女明星、女政治家等对女权主义的宣传和支持，女性地位得到了提升，女性权利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然而，对男性权利的呼声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纪录片《红色药丸》( The Red Pill )用坚实的数据和血淋淋的案例，揭示了社会上这些“容易受伤的男人”，彻底颠覆了Cassie一直以来秉持的女权主义信仰。
男性只是屈从于被期待的角色
《The Myth of Male Power》的作者Warren Farrell以前主要研究女权主义。但随着更深入的研究，他了解到男性在这个社会上也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他认为，男女权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女权主义者普遍认为男性是施压者，以牺牲女性权利为代价来构建了利于男性的社会规则。
而男性主义者们对此作出的回应是：父系社会（Patriarchy）是性别角色的产物，不是男女权相争的结果，男性只是屈从了历史上被期待的角色。
从采集时代到农耕时代，男女因为各自的生理结构，被自然安排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当时来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这种模式也自然地顺延到了工业社会。一直以来，男性都是力量的象征，他们承担着战争的责任，肩负着国家的发展，做着最苦最累的活计，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推动着社会的进程。
但当有一部分男性，通过自身努力爬到了社会顶端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便开始躁动了。
女性看到了男性们的社会地位和成就，却忘记了他们一直以来承受的压力和责任。那些不尊重女性、物化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在短时间内可能很难被消除，但多年来，男性为国家、社会和家族付出的努力，也不应被忽视。
女权主义≠女性特权
在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女性越来越有权利和更多的机会去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只能按自然选择一样，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也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考虑到妇女要生产和照顾孩子，用人单位更愿意聘请男性；男女同工不同酬；认为女性就是应该生儿育女，忽视其职业发展需求；女性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女博士都“注孤生”。
美国女性主义杂志《Ms. Magazine》主编Katherine Spillar表明，男权主义者们只是不希望有人来跟他们抢工作机会，怕女性比他们赚更多的钱，上更好的学校。
“我们才刚刚开始得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并没有更利于我们。”Katherine对导演说道。
而事实上，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要比女性少5年，男性在大学的退学率更高，自杀群体的78%是男性，而且社会上大多数的庇护所拒绝为男性提供服务。
波伏娃在《第二性》说到：“男人极大的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女性角色的固化，这并不完全是男性的责任，也有历史发展的选择。女性主义除了代表妇女解放，也代表性别平权。它的核心，是促进性别阶级的平等，而不是变相发展成女性特权。
男性也有弱势群体
在美国，父亲在争取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很吃亏的。法律认为，女性更适合担任孩子的监护人，而父亲只要按时给抚养费就好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显示的数据，在离异家庭案中，81.6%的监护人是女性，仅有可怜的18.3%是父亲。
有的父亲因为无法接受与孩子日渐减少的见面时间而自杀，有的父亲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被其母亲送去了领养家庭，他却无能为力。科罗拉罗州一名父亲，在孩子的母亲离开这个州后，完全失去对其女儿的所有法定权利，他为此斗争了四年，最终却只获得探视权。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且更具有国际普遍性的，就是男性性侵和家庭暴力问题。而在这方面，法律更是缺少对男性的保护。
在美国，每三个女性中，就有一个曾在人生中遭到家暴。而被忽视的是，其实每四个男性中，就会有一个也曾遭受到伴侣的暴力侵害。
除了在法律上受到忽视，在社会机构比例中，为男性提供心理咨询的公益组织，为受暴力和性侵犯的男性提供庇护和帮助的机构，更是远少于女性。截止至2016年，在美国2000多个家庭暴力庇护所里，只有一个为男性受害者提供服务。
而当有一些女性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成立帮助男性的机构时，却遭到了其他女性的激烈反抗和谩骂。
当年Warren Farrell去多伦多大学做关于男性权利的演讲时，就遭到了全面的抵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推搡、辱骂维护治安的警察，不断地挑衅，嘴里蹦出的都是最难听的词汇。最后，他们违规敲响警报，强行终止了演讲。
他们直接忽视男性的处境，更不允许任何讨论的空间。
从2015年11月1日起，中国将《刑法》第237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一新《刑法》将猥亵罪受害对象由“妇女”改为“他人”，意味着猥亵犯罪的对象已不仅限于妇女，而是扩大到了男性。同时，这意味着在2015年以前，法律根本无法保障男性受性侵害者的权益。
无论是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其本质都是对更平等的、更健康的社会环境的追求。站在对立面彼此仇视，或像纪录片中的激进者一样患上厌女症或厌男症，都只是一种激进主义的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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