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给父亲打电话，他正在房上捡瓦，说趁阳光灿烂，正好捡瓦。
我很是生气，曾经反复告诫他不要上房捡瓦，咱家十二柱四间的老房子比他年龄还长，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都还没开始呢。父亲近160斤的体重，踩上腐蚀的木板，一旦断裂，如何是好？
父亲无奈地说，老房子的瓦已经好多年没经专业休整了，漏洞多，裂缝大，一下雨就漏，大量望板常年被雨水浸泡，早已腐蚀，有的长了蛀虫，早已无法承受一摞瓦片的重量。
况且，上世纪90年代周边非常活跃的捡瓦师傅，绝大部分已仙逝，剩下几个老骨头，都是七老八十高龄，就算他们敢上房揭瓦，谁还敢请他们?因此父亲这个非专业人士，只好亲自上房修葺。
让我感到一阵苍凉的，不是那些正在逝去的捡瓦匠们，而是瓦房和父亲正在一起老去。而今，老态龙钟年久失修千疮百孔的瓦房，正在被一位即将老态龙钟的主人修复，而他们年龄相当，都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风雨，目睹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变迁。
其实，很多年前，地方政府就有高山移民政策了。只要愿意搬，政府就给补贴，但是父母坚持不搬，父亲对老房子有深厚的感情，安土重迁。他甚至对我和妹妹说，就算老得不能动，也不愿寄居城市。
何止是父亲对老屋有感情，在老屋生活到十八岁才离家远行的我，同样对老屋有着无比念怀。小时，我最爱听暴雨敲打木屋瓦片的声音。
特别是在某个早上，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被怒吼的风声惊醒，于是聆听着木屋外的动静，不一会儿，暴雨由远而近，渐渐登陆瓦房，只听那雨水如黄豆般噼啪迸溅着，又似被坚固黝黑的瓦片反弹回去，化解于无形。
雨水凶猛凌厉的冲击，犹如《长城》电影中的怪兽，被瓦片搭建起来的防御工事阻挡在外，它们只好顺着瓦片方阵架起的沟壑，将残存躯体一股脑倾泻到地面。
而我，躲在小屋成一统，既可以“夜阑卧听风吹雨”，又绝对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断地提醒自己，因为瓦片方阵的守护，我是安全而干燥的。
那时候，木屋也得到过最好的维护。
上世纪80年代，苗寨在我们老家是常态，一寨子全是鳞次栉比的瓦房，因此几乎一个村落就有一两个技艺精湛的捡瓦匠。爷爷爱惜木房，老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每年，他会让捡瓦匠来做两次修捡，一捡就是两三天，所以得提前选好日子。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在院落玩耍的我，抬头看着捡瓦匠扣着草帽，蹲在瓦房上挥汗如雨，他的周边是堆起来的瓦片，那裸露出来的白色望板，犹如女人洁白的肌肤。经过两三天的修复，瓦房重新焕发生机，呈阶梯型一片片传递的瓦片，比三军仪仗队还整齐。
被修捡一新的瓦房，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庄重。
爷爷去世后，瓦房修捡节奏放缓。一来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忙着农活，遇到暴雨，挑了盆盆钵钵接了勉强对付着；二来修捡费用太贵，而技术精湛的捡瓦匠越来越少，修捡过后常常抗不过两三次暴雨，就又开始漏水。
况且，上世纪90年代末，隔壁邻舍已开始拆除瓦房，前往公路边修捡砖房，瓦房的世界正在崩塌，砖房时代已经来临。
一恍惚，就是25年光景，我几乎再没有听过雨敲瓦片的美妙声音。
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场场在童年看来极其恐怖的暴风骤雨，正在成为一种麻木的自然惯例，它再也无法通过敲击那一张张轻薄而又坚固的瓦片，告诉我此刻有多安全多温暖；它再也无法穿透防御工事的薄弱环节，渗透到吊脚楼房的窗棂上，提醒我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而亲人为我构筑起的童年庇护所，正在无可挽回地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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