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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讲的话，也和一些企业老总交流过。今天，一位同学朋友圈转载信息的注释就是这句话，我在评论区里大声呼喊：IP, IPR!这是玩笑，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无所谓知识产权，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一场交谈就入了朋友的脑和心，至少有点儿价值吧。
经济学三百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斩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我国的市场经济如果从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算起，只有短短的26年，理论上、实践中出现不同的认识，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理论界，一些学者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甚至奉西方经济学为圭皋，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有何异？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要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客观上为那些抓着权力不放、对市场不当干预的人做了背书。
2016年，经济学界有一场非常热闹的争论，很多业内人士在围观，很多吃瓜群众也在围观。我知道这场争论，但并没有仔细研读两位辩手的观点。歌词大意是一位坚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要让位于看不见的手；另一位主张有限市场、有为政府，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政府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实施强有力的结构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也许概括不到位，我懒得去翻旧账，而且翻旧账也没有意义）。
社会科学学者总是忧心忡忡、悲天悯人，总是喜欢对政府和市场指指点点。他们可以在书斋里、校园里、媒体上、网络上争得七荤八素、脸红脖子粗，但是经济的车轮依然自顾自地向前，政府依然每天要做决策，企业依然每天要做生意，家庭依然每天要讨生活。他们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看专家们争论，是更明白了，还是更糊涂了？第二天他们决策、生意、生活是不是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插上了可以腾飞的翅膀？我看未必。
一次次的危机告诉我们，市场肯定不是万能的。关于市场失灵的讨论，各种经济学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了吧。另外，很多东西，往往是不可交易的，比如尊严，比如制度。有限市场、有为政府，提法是有道理的，但难点在于，限度是什么、怎样算有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论述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窃以为已经超越了所有西方经济学的提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仅从这两句话来看，决定性、更好地，无疑都没有彻底解决市场机制限度和政府作为程度的问题。好在决定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如产权界定，保护产权，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如行政和司法体制等改革，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指明了方向。
好的文件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即使执行的部门和执行的人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还有利益纠葛，有执行人能力的大小，诸多因素影响到改革的效果，影响到改革目标的实现。
回过头来再看那场争论，如果仅仅把辩题局限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其实毫无意义。很多年前，业内人士就知道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应发挥作用，只是要提防闲不住的手。如果扩展到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倒是有一定价值。当然，如果仅仅是争论是否应有产业政策，意义也不大，因为现在即使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也都纷纷从供给侧入手，研究出台产业政策，以调整经济结构，抢占发展和竞争的制高点。
因此，对政府特别是处于追赶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产业政策应该是一个必然选项。然而，国际国内产业政策失败的教训不乏其例。产业政策的关键在于，是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还是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前者是指，政府设定若干优先发展的产业，给予补贴、低息贷款、减税等方面的支持，特定企业可以得到特定支持，其他产业受到抑制；后者是指，政府通过发布产业结构未来展望和国际市场信息，诱导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显然，前者更容易导致不当干预，政府并不比市场更聪明。这两类不同的产业政策，是吴敬琏先生的概括，他还强调，当前我国不是要不要实行产业政策，而是要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我的观点是，实行功能性产业政策很有必要，但其要义是，政府要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建立有效的创新服务体系，这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方面。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还有很多方面。之前有过宏观调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的概括，有过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的概括。市场失灵的情形很多，这里来不及一一讨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西方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民的痛点，一定是政府和市场双双失灵。如果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好，就意味着市场和商机，企业就大有可为，即使利润不高，也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丁磊养猪了，现在马化腾建了医院。当然，如果政府先发现并解决了人民的某个痛点，则意味着企业丧失了一次宝贵的商机。
以上的讨论，都基于政府和企业是独立的、对立的两个巿场主体。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它们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因而也是可以合作的。但这又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相互信任问题，政府换届和主官更迭问题，谈判地位不对等问题，等等。以上讨论也没有考虑政府和市场之间动态的适应和此消彼涨，其实市场经济产生以来政府的规模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问题，有机会再深入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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