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回想起30年来，组织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诉讼日本的事时，陈厚志这样说：
那时候年轻，想法很幼稚，想替她们讨回公道，三十年过去了，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和道歉，阿婆们的事全国人都知道了，现在想来，我宁愿从来没有惊扰她们。
导演郭柯在知乎上说，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于是《二十二》平静而克制，每当要进入最核心的部分——日军的暴行，就会在阿婆们的泪眼婆娑，和「不讲了，不讲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记不得了」的只言片语中戛然而止。
看完你会发现，全片的主题不是挖掘过去，而是活在当下。
阿婆们大多出生于192X年，这意味着被迫充当慰安妇时，她们还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姑娘，如今已是九十高龄。
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有20多万女性成为受害者，直到今天，已知的幸存者只剩下8位。
电影不曾讲述她们屈辱的细节，没有波涛汹涌的情绪渲染，但透过零散琐碎的生活日常，我们或许可以知道，她们为什么能活到今天。
为什么能活到今天？
因为除了痛苦，生活里还有光。
林婆婆住在养老院，因为往事，她不能生育，没有儿女，腿脚也坏了。
她和别的女子不一样，罕见的有头脑和胆识。
日本人要娶她，她就假装答应，随军期间一箱一箱地偷子弹补贴我军，逃出来后还组建了女子作战队，编了抗日歌谣，拿枪崩了两个日本士兵。
你看她的样子，不是老人惯有的慈祥，而是刚毅。足够为她在苦海中撑起一叶小舟。这样的人，实在不需要别人的眼泪。
养老院的生活平静中渗透着小乐趣。
她早上起床了便搬着椅子坐在门口，有隔壁的老头找她尬聊，吃饭吗？不吃不吃。喝酒吧？不喝不喝。你吃多少？三勺饭。还不够我吃一碗……
退休教师来看望她，她念叨自己的勋章和钱被人偷走了，气愤得很。
他绕到林婆婆背后，从一堆棉物里翻出她的勋章盒子和钱，嗔怪般说：「是你自己藏太深啦！」
林婆婆反复确认东西都在后，仰头问：「你从哪里找到的？」
然后便笑开了，像个孩子。
李婆婆说，她的儿子女儿都给她钱，他们没钱了自己也给他们一点，她没饭了他们给饭吃，饿了就去外面找些柴，自己生火做菜。
电影里她去屋外找了几根枯树枝，用干草引火起了一灶，番茄切成小块，丢进沸腾的水里，再放下宽宽的面皮，她胃口不错。
村里的小孩喜欢围着她闹，叫她「奶奶」，她高兴时又生一次火，煮了食物分给孩子们吃。
她还是个猫奴，院里养着好几只流浪猫，和自己儿媳聊天时，也不忘关注它们：
你说它是不是怀孕啦？我看她肚子鼓鼓的。
来吃呀，把你的孩子也带来。
诶！不准进屋去！
……
海南小村庄，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便是在树荫下结一张吊床乘凉，杀一个椰子解暑，来一局小本做注的棋牌。
李婆婆掏出两块钱摆在桌上，熟练地摸牌，或是打开老古董电视机，全神贯注地看一集86版《西游记》。
儿媳说，李婆婆生活很幸福，过去的困难他们感受不到，只要她现在开心就行。
如果你想看的是伤感、痛苦，不，很少。
她们很可爱，身体尚可，老有所依，生活中充满平凡的乐趣。
电影里乌云和暴雨中穿插着这些细小的诙谐，甚至让人不由会心一笑，如果不聊起那段往事，她们和天下所有的阿婆没有差别。
也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活下去，活到今天。
看完电影老徐问我，你会推荐别人去看吗？我说不会。
因为慰安妇受害者作为日军侵华的铁证，已经是民族压迫的符号，阿婆们的苦难被装在民族主义的容器里，成为政治声讨的佐据。
既然如此，申诉、教育后代的事应当留给整个国家的人来做，而不是让她们一次次出镜，复述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
如果年轻的后生留下廉价的眼泪，发表完愤恨的见解，便不再做什么，也不能为她们换来什么，那等于公开行刑。
哪怕心底的伤口再深再大，仇恨终究不能支撑人的全部意志。
不再提起，不去打扰，也许才是她们最想要的生活。
活下来的人始终有不幸中的万幸，那么离开的人，又为什么离开？
或许我们最该做的，是去了解电影没有说的故事。
二战后，我国放弃了国家赔偿，对慰安妇受害者的民间索赔「采取默认，或者有所支持」。
在中日友好的政治氛围下，国家层面对慰安妇幸存受害者仅有的支持都是道义上的。
电影里，帮助阿婆们的有日本留学生、韩国人、民间志愿者，她们大部分跟随子女生活，或是受到养老院院长的特殊照顾，唯独没有政府角色。
日本女孩米田麻衣
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研究第一人苏智良，曾奔走海内外，为幸存的阿婆们筹集援助金，最后每人每月拿到了100块（后来增至200元/月），他说，他没有想到，有人会为了1200块给他下跪。
由于没有专项资金，阿婆们能从政府领到的只有五保户补助和养老金，在2012年对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中，一位阿婆的女儿说，
她的母亲每月只能领到160元的五保户补助，养老金刚领三个月，一共165元。而她们每月的医疗开支是以千计的。
相比之下，韩国政府对每位慰安妇幸存者提供的生活补贴，是每月五十万韩元（约3000元人民币），还有免费医疗保险等。
国内关于慰安妇受害者的报道从2012年开始显著增长。
观察词频出现的规律，2012年的峰值正是钓鱼岛之争期间，2014年是慰安妇受害者报道的历史高点，而这一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关系最低点。
涉及阿婆们的报道，自始至终充满了非常复杂的政治色彩。
战争的伤害只是一部分，社会的荡妇羞辱才剥夺了她们剩下的人生，很多受害者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最后被看不见的利刃杀死。
在有的村庄里，村民们诟病她们没有以死成全名节；
当她们讲述过去，会被视为给子孙抹黑，甚至是利用这个不干净的「身份」来挣钱；
有子孙碍于脸面拒不承担赡养义务；
有的因为不能生育被丈夫抛弃；
有的婚后夫妻关系并不融洽；
……
这些直接导致一些原本就患有严重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阿婆们越来越边缘化，最后含恨而终。
哪怕直到今天，女性依然被视为一种性战利品，对她们的贞操苛责仍然存在。
我们并没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阿婆们的遭遇激发了民族情结，也仅止于此。
我想，无论是逝去的，还是尚在的，她们想要的不过就是「活着」而已。
参考资料：
苏智良、陈礼茂：《我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程》，史林，2006年S1期
赵青青：《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与PTSD初步探究》，2012年
宋少鹏：《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开放时代，2016年03期
黎若谷：《中国“慰安妇”索赔问题研究》，2016年
《外交部就日本高法终审驳回我慰安妇赔偿上诉答问》，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10年0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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