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定历史阅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在清朝时康熙皇帝曾制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时也在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为当时减轻了许多赋税压力，实际则不然。
先来解读一下，康熙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后家庭再有出生人口就再也不会加赋税了，比如说现在家庭有四口人，那么现在则收四个人的赋税，即人头税，以后这个家庭人数到了十人，依旧只收四个人的赋税；雍正的意思是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那么就是只收土地税。看上去对当时的封建王朝是一种最好的增加人口方法，仅限于看上去。
康熙四十二年在提起山东佛伦奏请时，曾有谕“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康熙对于民情还是比较关心的。
可是，But。
乾隆时期的康绍镛质疑道“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也就是说虽然稳定了所有赋税倒要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上缴，实际上又加了许许多多的赋税另外要上缴，只不过这个税不叫人头税。
钱穆直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批判道：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
唐朝时期就已经把税分“杂税”和“地租”，人口税早就合到地租去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变法又一次把人口税合到地租，看起来明朝收了两百年的人口税，可耐不住人家前两百年税低；康熙只不过说了句“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就成为仁政了？难道历朝历代没做过？
清初时陆世仪曾说过“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也就是说老百姓交的税其实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给朝廷，第二大类是给高官和旗人。清朝的赋税从起点就高于其他朝代，与明朝末年的三饷重税有何之异。
按后期“摊丁入亩”的征税情况来看，所谓的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执行到民间尽是反过来，反倒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
在火耗方面，清政府更是用无所不及的办法去加重税负，《清朝文献通考》直接记载“钱粮出于田亩之中，火耗加于钱粮之外”，如此明目张胆的加收火耗，还能宣称为减少赋税的仁政吗？所谓火耗，即运损，比如说在运粮途中可能会有散落或被雨淋，那么就会造成亏损。我原来是做建筑的，在购买建筑材料时往往会多于计算材料的数字，比如现在测量需要100米长的网线，假如在运输过程最后损耗一米，如果在施工时错了一点，那么这根网线相当于废了，所以需要购买110米网线。但是我是多交了这十米火耗的钱，而老百姓却要无辜去负担着所谓的火耗。
如若说运输一千斤粮食需要交上十斤二十斤的火耗，平摊给个个百姓来说不算什么，对地主更无所谓，而“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一两等于十钱，那么这个火耗费究竟是多高？而雍正直接下令“火耗归公”，把税赋换个名字叫火耗，就是仁政就是低税了吗？
康熙即位初，在内政安定后曾鼓励农民开荒，但因为朝廷收的钱太多，导致“荒地甫报开垦，则熟地又报抛荒”来刻意逃避，以便减轻自身的税赋。
更何况清朝还有一群人是享受特殊待遇的，他们过着“月赐钱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正是这些旗人，对老百姓的压榨重到朝廷不敢想象，而老百姓还要叩谢“永不加赋”的天恩，实在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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