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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试译《刺客的斗篷——世界名家日记选集》中7月29日收录的英国日记体作家和业余板球运动员查尔斯·格雷维尔(Charles Greville)写于1837年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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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译:
走路去了牛津街,回家时打车。出租车司机坚持要两先令,我不答应;他还是坚持,我就让他把我载到警察局,警察局要了保证金以做仲裁。我走路回了家。
碰到查尔斯·格雷维尔这样的事,我们会怎么做呢?大部分人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直接给了两先令,要么换个司机。但查尔斯·格雷维尔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许人人都有自己想要较真的地方?较真,好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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