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于溃兵而言，桥是无路的预兆。
1942年5月的第一天，日56师团沿着滇缅公路疯狂的追击着中国远征军。
在日军的作战序列里，对各师团的战力评估大都以代号体现。56师团的代号是“龙师团”。战力可见一斑。整个师团以十辆坦克，数十辆汽车组成了快速纵队，在中国军队的后面紧追不舍，以区区三千之众，追击着中国军队数万人。
5月3日，攻占畹町
5月4日，克龙陵
三百多里的路程，日军竟然没有遇到过一次像样的抵抗。以至于，在日军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自仰光登录以来，随时随地击破抵抗之顽敌，5月5日占领拉猛，我龙兵如怒涛般进击.........."
对日军而言，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渡过怒江，攻占昆明，而后经下关，取西昌，过成都，而下重庆。从而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再挥师印度，越中东与德军会和。
5日，松山怒江西岸已完全在日军控制之下，路上溃退的散兵，逃难的华侨，还有逃生的百姓，全部拥挤在公路上，日军组成的敢死队，也混在逃难的中国人群中，企图在混乱中夺取惠通桥。
这座桥是连接怒江东西两岸的唯一通道。
也是日军完成战略意图的最后一步。
但是两个长沙人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
很多人渴望改变世界，但最后却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这两个人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什么，但他们却书写了历史。
7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名字很少人记得，
他们是营长张作武，工兵张树生。
对于张作武，史料记载众说纷纭，从资料上能查到的描述也只有短短的几个字“;身短小，善使枪，勇武机智”。但他所在的工兵24营，在国军战史上却因为惠通桥和炸汪精卫墓而让世人所熟知。至于张树生，则像所有的无名之辈一样，在胜利者描述的历史里。
他们永远都不会名列其上。
【人物】
张友乐（曾用名张树生）
生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四，卒于2014年1月12日。
曾住于长沙县春华镇洞田村清江组。
【口述整理】
在张家六兄妹中，张友乐排行第五。
土改时，因与当地生产队长同名而被迫改名的张友乐，那时还叫张树生。
在张树生22岁前后，张家曾被两次抽丁。第一次抽中的是大哥，家人卖了些田，用钱请人顶了。第二次抽中的是张树生，家中已无力回旋，老人只好从军。
“我的命好苦勒”，这是老人开口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入伍时，张树生被分配当了工兵。老人先是在工兵独立24营（营长张作武，长沙沙坪人），后又到了73军工兵第五团（团长黄克虎）。走访时，记忆里已没有清晰时间节点的老人，前后大体说出了从长沙，进云南，过河口，抵保山，直到惠通桥的经历。
那时，大抵是在1942年的5月。当时，怒江西岸的滇缅公路上，日军正疯狂的追击着中国远征军。从5月2日开始，从畹町、芒市，日军第56师团，以区区3000之众，追击着中国远征军的二个师。4日，日军攻占龙陵，并控制了松山。
此时，惠通桥以西的滇缅公路上，有大批溃散的部队，逃难的华侨，向惠通桥涌来。这里是沟通怒江天堑的唯一通道。也是经乔装后的日军先遣队，着意夺取的要塞。
1942年5月5日，惠通桥。
“冒想到在咯里又碰到哒工兵24营，还有张作武”。老人一边说一边感叹。“我们就是装炸药，每包炸药里还装上雷管。那咂引线好粗，好长”。老人用手比划着。当我们问他，引爆点有多远时。老人指了指不远处的小山，“那要得，咯近，好响勒，跟打雷一样”。尽管思绪有时模糊，但对这段，老人的记忆却清晰。
惠通桥被炸后，日军的战略意图落空。但老人对这些并不在意，“我的命好苦勒”。在老人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这句话不时冒出。从惠通桥撤退后，老人去了云南保山的一个军械库，做仓库库员。“那日子就好多了，饭也吃得好些了，隔空还打下牙祭”。
保山之后，曾短暂返回家乡的老人，在1944年长衡会战爆发后，再次被抽丁入伍。依然是在73军工兵第五团，老人沿京广线南下，对铁路进行破袭。从长沙、株洲，老人一直到达湘粤交界的坪石，乐昌。
后在江西迎来抗战胜利日的张树生，在内战时的山东莱芜被俘。且有负伤经历的老人，之后从上海返回湖南，自此离开部队。
`老人一生育有三子，但目前只有小儿健在。
文革中，张友乐因“成份不好”，曾多次受到冲击，但幸运的是老人挺过来了。几年前，张友乐摔了右腿。因家境不好，当时没有及时就医，以致老人生前很长时间行动不便。由家人照顾，每天还要抽几支烟的老人，生前并无大的顾虑。只是，“我的命好苦勒”却是与老人相对的几个小时中，被老人重复最多的话语。
谨以此文铭记他们命程起伏的生命，以及那些不屈抵抗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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