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列开往长沙的火车，永远的停在了1949.
谨以此文缅怀抗战老兵肖若霖。
【前言】
只要是出太阳的日子，95岁的肖若霖都会让保姆把轮椅推到阳台上晒太阳。面对着那些远处的风景，阳光下他总是一个人静静的发呆。就像他尘封了90多年的记忆。
这位抗战时期的军统谍报员从不向外人吐露他的秘密身份。“含着金钥匙”在长沙南门口出生，却因战乱四处漂泊。想逃离前线，却鬼使神差去了最前线，搞潜伏、暗杀。1948年春天，背着电台从被解放军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临汾城成功出逃，却在一年后潜伏回长沙时，“被同学出卖”束手就擒。一个老牌的军统，潜伏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过48小时。而且是在他从小长大的城市。
他说他的一生充满了宿命的冲突。
他讳莫如深的国民党军统局创立于1938年，由“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人物之一”的戴笠所领导。抗战时期由于先于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军用密码。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想见见这些神秘人物，但被蒋介石骄傲的拒绝了。
口述人：肖若霖。1924年农历7月初4出生在湖南长沙南门口。按照当时人们的纪年习惯，这一年被定为民国十三年，生肖属鼠。2017年7月15日因病离世。
（一）
“我当时只是觉得水好冷，冷的彻骨。”-------肖若霖
从床上爬起来时，是凌晨4点。
隔着窗户向外望去，联络站的小院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再远处的街道上依稀亮着几盏街灯，这个夜里的临汾死气沉沉,安静的可怕，肖若霖意识到，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座孤城。否则解放军一旦发起总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何况自已的身份特殊，生还的机会实在是太过渺茫。
他将房间再次整理了一次，犹豫了半天，还是将早已打包好的行李扔在了墙角，只是将那部总部配发的美国军用小电台小心的塞进了军用挎包，最后检查了一下手枪，不敢穿军装，只穿了一件夹克便出了门。
他轻轻地关上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门外，他的两个下属早已等候多时。这两个下属都是他的心腹，是土生土长的临汾本地人，对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相当熟悉。此刻他们便是肖若霖活着离开临汾的唯一希望。
清晨的寒意，他早已无心顾及。黑暗中他们沉默着向西门走去，一路上谁都没有做声，安静的氛围里肖若霖甚至可以听得见自已急促的心跳。街道上那些模糊的影子让他觉得从没有过的亲切。“只要出了西门，渡过了汾河，我就安全了”。一路上，肖若霖不停地在心里念叨，一边给自已打气。
对于自已的这个逃生计划，肖若霖保持着足够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自已的军统职业素养；在军统的这些年里，他不仅接受了严格的专业培训，也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作战技能并不比那些身经百战的士兵们差。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整个计划是他深思熟虑一个月后的精心布置。
从3月7日城南的机场失守，临汾就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到后来东关的沦陷。解放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包围圈也越缩越紧。作为多年的谍报人员，他对危机有着天然的嗅觉。这一次解放军集合了近十万兵力，而城内守军却不足3万人马，且粮食弹药的补给已完全切断，如果不是临汾城坚固的城防，再加之解放军又没有重型火炮，否则守军断然撑不到今天。分台每天收到的电文就只有四个字：固守待援。但放眼整个晋东南的战场形势，唯一还在坚守的就只有临汾了，等待援军无异于痴人说梦。
临汾战役资料图片
所以在东关阵地失守后，他便着手开始构想逃亡的线路了。东面是解放军8纵的主攻方向，攻守双方均置重兵于此，北面与南面均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不仅容易暴露，就算侥幸冲出去也只是成为别人的活靶子。只有西面，因为有一条汾河，横亘于前，双方都无法大规模的隐蔽与展开兵力。另外，北方料峭的春寒，对所有企图泅渡汾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攻守双方在这一点上都不会配置太多的人手。这也是他选择从西门出逃的唯一理由。尽管对于游泳他只会狗刨。
穿过大街小巷，西门是越来越近了，肖若霖的心理不仅没有丝毫的轻松与惬意，反到是越来越紧张。但是奇怪的是，他的心此刻却安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丝毫的恐惧。
也许，人若不再眷恋，便也无所留念，这世界便无所谓了。事已至此，生死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
西门就在眼前了。
幸运的是，城门上的士兵因为连日的激战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加上低落的士气，这些筋疲力尽的士兵大多躲在掩体里避寒取暖，只有一两个游动哨没精打采的在城门上踱来踱去。肖若霖躲在巨大的阴影里，两个下属也没有出声，只是把早已准备好的绳索，飞快的拿了出来，一边在他的腰上迅速的打着结,另一头紧紧的绑在他们的腰上。
俯身向下望去，城墙有15米高，肖若霖示意下属放绳，在离地面还有一米多时，他就解开了绳索，跳了下去。就像那个清晨的浓雾，肖若霖在黎明到来之前消失在北方的旷野之中。
到现在，他的计划进行的出奇的顺利。可是当他快游到河中间时，对面的岸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肖若霖内心一紧，心想老子在湘江边上出生，想不到却要死在汾河的水里。清晨的薄雾中，子弹在他的身边一阵乱飞。他不知道的是，徐向前早就安排了吕梁军区的狙击队埋伏在这里。无奈他只能放弃渡河的初衷，改为顺流漂浮，慌乱之中他发现身上的电台不知何时滑落到了水中，但他已无心顾及。虽然是春天了，但汾河的水依然刺骨，他不停的在水中挣扎，努力让自已不要沉下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漂到了对岸。上岸后，他发现两条腿都麻木了，几乎失去了任何知觉。多年以后，每到冬天他的双腿依然会疼痛难忍。
现在，狼狈不堪的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西安。
这是1948年春天发生的事。在他出逃后的第二天，解放军的8纵23旅，从东关开挖的二条110米长的坑道已经直达东门的城墙之下，傍晚19时成功爆破，临汾宣告失守，城内所有的守军都成为了俘虏。
正在进行坑道作业的解放军士兵
（二）
于我南门口才是我真正的天堂-----------肖若霖
无论是临汾还是西安，又或者是其它的城市，对肖若霖来说，他都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分别。他唯一在意的地方是他的故乡长沙，这里不仅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他日夜牵挂的母亲。
如果把人生比作是一次漫长的旅行，那肖若霖的起点应该是长沙的南门口，这也是这个故事的开头。
解放前的南门口
肖若霖的爷爷其实是湘潭人，具体是哪一年搬来的长沙，在他的记忆中，已变得非常模糊，考证更是无从提起。只知道，他爷爷到长沙就是为了经商。在天心阁下，沿宴家塘一直向南，就到了南门口。他爷爷的商铺就开在那里。而且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肖协泰石灰砖瓦行”。主营石灰沙子这类的建材。那时建房不兴水泥。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经过爷爷的艰苦打拼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大了，“光是伙计就请了七八个人，在南门一带，已是这一行的老大”。
他出生的时候是1924年。店里的生意爷爷已经完全托付给了他精明的伯父。他的父亲是这个商贾之家的另类，酷爱读书，从西安的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就顺理成章的进了电报局，后来还成了常德电报局的局长，每月有150块光洋。在他之前，他的母亲已经帮他生了两个哥哥，巧合的是由于他父亲排行第三，他也是排行第三，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三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亲与母亲对他都宠爱有加。
儿时的南门口，对他来说是一个天堂。
“东登天心阁，可浏览长沙之四云山，其下万家灯火，行旅便利，黄黑包车，往来如织。”这是民国时期的文字记载，肖若霖的记忆里，南门口显然要比这种空洞的描述要生动的多。对当年的小三少来说，南门口就像是一个香闻十里的美食卖场。从火宫殿的小吃，到路边摊上的点心，小三少是乐此不疲。
也许是伯父忙于生意，也许是父亲不在身边，又也许是母亲忙着照顾更小的弟弟，总之缺少管束的他，跟他的父亲肖国平在读书这个问题上，想法完全不一样，他父亲是见不得有书，见书就要读。他也是见不得有书，见书就头疼只想快点去睡觉。
考高中时，他没考上长郡，这个结局是他早以预料到的，所以内心非常坦然。最后因为家里的关系硬砸，就近上了妙高峰中学。年龄的增长，并没有让他爱上学习。在学校里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打篮球，那时篮球刚传到长沙不久，很多学校都没有，每次在球场上投进了球，肖若霖都会大喊大叫，因为那样显得很屌。更多的时候，他会去天心阁去抓蝈蝈，抓到好的蝈蝈就去边上的茶馆里跟人斗，每次必须还要带一点彩头；要不就是把哥哥的自行车偷出来，跟玩的好的朋友去司门口听书。那些店小二一见他就会立马安排座位，一边叫给小三少看茶，还要配上兰花豆。经常玩在一起的有四个人，分别是姓肖，姓杜，姓候，姓陈。合在一起就叫“肖杜候陈”。四个人都是富家子弟，姓杜的家里是开绸缎铺的，姓候的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姓陈的家里是春华山的大地主。至于他喜欢的那个女生则是长沙一家有名的香干子店老板的女儿。四人终日无所事事，整日游荡。
当年长沙热闹的街景
1938年，日军逼近长沙，没多久就听说已经打到了新墙河。听说这个消息后，长沙城内一片骚动，慌乱之下母亲就带着他去了榔梨镇的外婆家，同去的还有丁公和酱园的老板，也是自家的一个亲戚。坐着母亲的专用黄包车去的。当时的长沙城也是很繁华的，就连黄包车也分个三六九等，好的黄包车是安了铃子的，遇人不用喊，按铃就行，车上还专门配了擦汗的白毛巾，那档次就跟现在的奔驰差不多。一路上肖若霖都因为可以不用去学校了，而兴奋异常。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他的生活就将因为一把大火，而彻底改变，连同他的人生。
那把大火，最初就是从天心阁燃起的。而南门口与它仅是咫尺之遥。那个晚上，在漫天的大火中，肖协泰石灰砖瓦行连同肖家足足四进的豪宅都被付之一炬。后来他才知道那把火叫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有七八天，等伯父派人去把他们再接回到南门口的家里时，肖若霖悲哀的发现家里所有来不及拿出去的东西和店铺里的货物，都已荡然无存。在残垣断壁之中，肖若霖发现的唯一完整的物件就是一件，充糍粑用的石臼，但也已烧得漆黑。
家道中落的肖家，在伯父的安排下，开始了逃难。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全，伯父让家里的伙计送他们去了安化的蓝田。当时长沙的大部分学校都迁移到了这里，一时间小小的蓝田是人满为患，学校里的条件更是艰苦异常，好在人多，加上生性好玩的肖若霖对书本实在是了无兴趣，日子倒也过得安逸平实。
转眼到了1941年，日军再次集结重兵准备南击长沙，这个时候的小三少，已是半大小伙了。消息传来，伯父却依然放心不下，要他尽快离开湖南。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招失学的学生，在众多的学校中，肖若霖选择了两所，一所是衡阳的军需学校，一所是重庆的无线电学校。家里对他的选择分成了两派，选择衡阳的话，一旦长沙失守，还得再次逃亡，不如去重庆，至少那是后方，安全相对有保障；这一派以伯父为主。选择重庆的话，远离故土，此去经年，不知何时能归，这一派以母亲为主。两难之时，强势的伯父占了上风。
最终，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小三少还是步肖三少的后尘读了无线电，只不过这一次是重庆。
（三）
“一不留意我就成了军统，而且是戴老板的人了”-------肖若霖
到了学校，肖若霖才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的确很大。虽然谈不上是天壤之别，但至少跟他一厢情愿的想当然是完全不同。
来重庆，表面上是伯父当家做的主，但其实肖若霖自已心里清楚，之所以他会同意伯父的安排，为此甚至不惜违背母亲的意愿，他也不是没有自已的想法的。
读军需学校不仅枯燥，毕业后也只能跟随部队终日天南地北的转，有时难免还要上前线，这种结局是小三少所不能接受的。而学无线电，不仅可以天天跟那些神奇的小机器打交道，毕业后，也可以跟父亲一样，每月拿得到150块光洋，最重要的，那身制服穿在身上，显得特别神气。
学校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在重庆附近的綦江。这个小县城与繁华的南门口相比，对片刻也闲不住的他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
更让他失落的是学校近乎严苛的管理。说是学无线电，但一进学校，连机器都没让摸，就直接开始了三个月的步兵操典。连射击与格斗都要进行考核。整个学校的格局跟正规军校完全没有区别，在考核上比普通军校还要严格的多。更让他沮丧的是，如果不能通过前期的文化考核，就会被学校退回原籍，通过了文化考核的，至少可以留在培训班里，只有文化和军事技能都通过考核的，才能根据成绩由教官指定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特训班。
学校门口全天候有宪兵执勤把守。天不亮，教官就要他们集合进行武装越野跑，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反正是一天都没拉下。更夸张的是有时晚上刚躺下，外面教官的集合哨又响了，只好又爬起来，接着又是夜间行进拉练。整个人的神经在这一阶段完全是一根绷紧的弦。文化方面，肖若霖毕竟读过高中，相比于其他的学生，通过考核还是没有费多大的劲。难就难在体能上，多亏了他经常打篮球，身体协调性还是不错，经过三个月的体能强化后，最终也如愿通过了测试。
直到分班时，肖若霖才明白自已上的根本不是什么无线电学校，而是军统举办的培训班。1937年战事刚爆发，精明的戴笠就开始在全国举办培训班，如上海附近的青浦班、松训班，湖南的临澧训练班。而现在肖若霖进的培训班，则是渝训班中的特训班。
训练班主要分为五类：情报，行动，警报，外事和电讯。按照教官的安排，肖若霖参加的是电讯培训班，一般而言在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考核后，学员会分到以下四个系里，情报系、行动系、警政系和电讯系，但特训班情况特殊，它们是将情报系和行动系合为秘密工作系。肖若霖进的就是这个秘密工作系。他日常的课程主要是学习情报学、化妆术、侦查术、密码、密写、武器使用、爆破、毒物学、测量、筑城学、战术学、擒拿术等科目；专业课则以学习电学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为主。毕业后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敌占区负责潜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谍中谍。人员的挑选尤为严格，不仅要看专业技能还要看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当然基于战时的特殊情况，政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为此军统还派了专人来到长沙，在外围对他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这一切肖若霖当然都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快毕业时学校的教官有一次跟他喝酒亲口跟他说的。并希望他不要辜负了学校的培养。
专业的课程比军事训练在体能上要轻松些，但训练的强度却一点都不小。从无线电的收发，到电报的破译，包括电台的监听与侦测，无线电的维护与故障排除，都是日常训练的主要内容。
最难的是速记，一般要求在每分钟120字左右。不过在怎么苦，小三少总算通过了所有的考核。毕业典礼上，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戴笠。戴笠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要大家积极投身到抗日的前线去，虽然这种陈词滥调教官每天都在说，但从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口里说出来，留给肖若霖的震撼却是血脉贲张。他明白这一生他再也不可能跟父亲一样，每天穿着神气活现的制服，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的就把那150块光洋给挣了。虽然都是学的无线电。但他的生命已经属于了国家，工作就是跟死神比赛，在生死之间游走。
二战远东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军统首领戴笠
1943年初，肖若霖虚岁20。正式被国防部军令二厅派往前线，身份是战时机要员。
（四）
“其实能在敌占区活着回来，对我来说就是万幸”----肖若霖
西安在抗战时期是第一战区的司令部所在地，肖若霖就是在这里见到了他未来的搭档们。
当时军统的架构体系是五级制，依次是：局、区、站、组、队。局是最高一级的管理机构，最初军统活动的重点在长江流域的东南各省，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军统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才立马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局，用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个省区的军统进行情报活动。主要活动范围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重点区域。此后由于红军的迅速壮大，疲于招架的军统也在西北招兵买马，陆续成立了5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无线电设备方面，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第一个无线电支台起，又在各地广设无线电分台，通常保持在二三十座这样的一个数量上。而潜伏人员是以组为单位的，这也是军统的最基本单位，这些组根据各自的任务通常又分为：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除开本组成员认识外，其它组的情况也是属于高度保密的。
在西安，肖若霖见到了有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这位当时炙手可热的将军，在西北局内设了一个高度机密的欢迎酒宴，做了简短的致辞后，这位权倾一方的西北王就匆匆离去。肖若霖当然知道，胡宗南并不是给他们面子，人家是冲着他老板戴笠来的。
他负责的区域主要是在豫北、陕南、还有晋西一带。主要的任务是情报收集，电台侦测等。当时这一区域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力量在此兴风作浪错综复杂。活跃在此的不仅有日本人的特务，还有汪伪政府的地下组织，再就是陕北的共产党，这几股力量都长期盘踞于此，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套路。
肖若霖所在的小组共有三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用以在敌占区掩护工作。白天他们在各自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出没于各自的目标区域。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打探各自所需的情报。晚上，在他们秘密潜伏的租住房里，打开电台，进行监听与侦测。由于这一区域的特殊性，这个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度。他们在侦测日军电台，日军也在侦测他们的电台。一旦电台被锁定位置，联络点就会暴露，这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仅个人安全不能保证，最重要的是密码本有可能泄露。密码一旦泄露，整个战区，甚至整个战局都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而且就组织上对这种极端情况所规定的预案来说，负责密码的机要员通常是毁掉密码本然后自尽。因为被捕之后，几乎没有人能扛得住日本人的酷刑，当然日本人也扛不住中国人的手段。中日交恶后，日军的一名飞行员兼通讯员大石信三，由于飞机坠毁时没能及时自杀并采取相关措施，结果被国民革命军俘虏。送交军统后，经过多日严酷的审讯，军统拿到了日空军的密码本。后来，国民政府的情报机构，结合日本外务省的电文很快便弄清了日军密码的逻辑密钥。虽然当时还不能做到电文破译，但逻辑密钥的丢失，为后来的电文破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国民政府就已成功破获了日本外务省的甲码电文，此后日军虽多次更换密码，但最终，还是被国民政府成功破获，就连不可一世的山本五十六，最后也是因为密码被破获才导致葬身长空。
1945年，对肖若霖来说是一个好年份。
这一年，他所在的小组，终于侦测到了日军潜伏在这一区域的大功率电台。在西北局的整体协调下，各行动组在部队的配合下，将其成功摧毁，光从地下室起获的电文就拖了三车。还俘虏了一名日军谍报员。本来上面是要把这名日本人送到重庆去的，但后来，蹊跷的是这名日本兵竟然在有看守的情况下自杀了。事后才知道他把毒药藏在了他的假牙里。为此组长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处分，而他则顺理成章的当上了组长，那一年，21岁的肖若霖，晋升为上尉。
8月，日本宣布投降，作为机要员，他最早得知了这个消息。是日彻夜狂欢，肖若霖平生第一次喝得大醉。
1946年，肖若霖被派往临汾，身份是122分台台长。
（五）
“恨倒是不恨，时局如此，这也就是命啊”-----肖若霖
从临汾开始，肖若霖的生活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更可怕的是这个梦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在梦里唯一的主题就是逃亡。
1949年4月，太原解放。
1949年5月，西安解放。
刚逃回西安不久的肖若霖再一次在解放前夜从西安逃出。这一次，他的逃亡不像临汾那样狼狈，甚至可以说还很从容。原来局里问他是去台湾，还是继续留下来潜伏，他思考再三后还是决定留下，而且潜伏的地点就是自已的故乡长沙。这让肖若霖的心里在紧张中又带着一丝欣喜。
整个小组都在配合他，不仅精心为他编造了新的身份和经历，就连上司给他专门配备的美国进口电台和一些爆破器材，也由专人专程先期送达长沙。而他只需精心的准备好行李，甚至他还抽空去给多年不见的母亲，买了一些西安的点心。这些年里，他见惯了生离死别，对这些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举动，他从心眼里是不以为然的，但对于母亲，在内心深处依然是他最柔软的触点。
1949年10月的一个中午，按照精心设计的线路，绕了大半个中国的肖若霖走出了长沙火车站。
1949年的长沙火车站
一切都已经改变，一切又好像没有改变，故乡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亲切，特别是在出站口，他一眼就看见了他的好兄弟“肖杜候陈”里的陈，陈毓麟【1】，春华山的地主公子。有意外也有警惕，瞬间他的心里闪过一丝不详的预感，但很快肖若霖就镇定了下来，他想这也许是巧合呢。
相逢不如偶遇，陈毓麟自然邀请他一诉衷肠，就在火车站边上，兄弟一番酒酣饭饱，但肖若霖职业习惯使然，面对陈毓麟的盘问，他都是巧妙的将话题岔开，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去重庆读了无线电，感觉没有前途，就和一个北方的同学一起去了北方倒腾生意去了，陈毓麟也很亲和，只是说：“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就别客气，毕竟大家兄弟一场。”这让肖若霖想起小时候，他们一起在天心阁抓蝈蝈、在司门口听书、在妙高峰打球、一起去捉弄那些女生。这样一想，他的心里甚至感觉到了一种温暖。
当天下午，他并没有急着去看母亲，而是借故喝多了酒就在旅社开了一间房，等陈毓麟走了，他还在旅社装睡，直到晚上再三确认安全后，他一个人才悄悄去到了榔梨，跟接应的组员将电台和手枪小心的藏好后，才一个人再次溜回到旅社，天亮时分才浅浅睡去。
第二天清晨，心里有事的他，早早起来准备去看母亲，打开门，就看见陈毓麟站在门外，身后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肖若霖沉默了片刻，便跟他的兄弟说：“我回去看看我母亲，12点准时回来”。说完，他就走了，两个战士想拦他，但被陈毓麟制止了，并提醒肖若霖别忘了给母亲带上点心。
12点，肖若霖准时回到旅社，陈毓麟还在房间等他。去政府办公楼的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到了办公室门口，陈毓麟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还在西安，我们的同志就把情况给了我们”。事已至此，肖若霖就把什么都说了，连同他手上的潜伏名单一并上交，因为有立功表现，他的身份，除了极少人知道外。在公众的认知的里，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小镇上的语文老师。
多年以后，有人问他恨不恨陈毓麟，他沉吟了片刻，“恨还是不恨，时局如此，这也是命啊”
肖若霖老人生前使用的相机和书籍
注释
[1]陈毓麟是肖若霖的同学，也是富家子弟，二人学生时代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两人从学校分开后，肖若霖加入了军统，并潜伏到第一线去抗日。陈毓麟则留在了家乡，加入了地下党。长沙解放时，陈毓麟已是共产党的一名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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