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奇人/黄天；从死人堆里爬出的勇士

【手记】

70年前在中缅边境上爆发的那场战役，是一场为了一条公路而进行的战争。

在中日两军隔怒江对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战场上所需的全部战略物资，完全依赖于一条用生命铺就的“驼峰”航线。但是，每月4000吨的空运量对中国的战局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恢复滇缅公路的控制权，并连接新建的利多公路，使援华物资能从陆路从印度抵达中国，这被称作“史迪威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21岁的黄时建，在那个应该载入史册的早晨，当太阳升起时，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士兵渡过了怒江。

“战斗是在云层覆盖海拔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冰天雪地之中进行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被称为云层上的战斗”。

92岁的黄时建，走路已经颤颤巍巍。自始至终老人都以一种温和平静的语气讲诉他的军旅生涯，只有提到了松山，他的语气依然骄傲，但眼神黯然。“我是死了一次的人了。这些东西你有用我就跟你讲，对我来说都已经过去了。”

晚年的寂寞中，老人将整个的战斗经历进行了梳理。从1944年5月11日的早上“沿着山路走向怒吼的激流”到“整个加强营800多人，归还建制时只剩18人。”

70多年的时间浓缩在一个闷热的午后。

曾经的松山像是一头恐怖的怪兽雄踞在惠通桥畔，山高谷深。

而现在，只要不下雨，阳光下的高黎贡山美极了。山路盘旋在古树的海洋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在开放。

＊＊＊

口述人：黄时建，又名黄天。1923年农历5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原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上尉连长，现住开福区上麻园岭，原长沙电表厂的工程师，现享受退休待遇。

21岁那年“因为毕业考试考得实在是太优秀了，结果被分去了远征军。”在滇西大反攻中，在龙陵与松山两次负伤，两次立功。“一上前线，那种场面才叫人惊心动魄。死人多得没办法埋，到处都是尸体，主要是我们的弟兄，也有日本人的。只好听凭日晒雨淋，炮弹轰炸，最后乌黑的尸水把上山的草都毒死了。后来有一次路过那里，当地的老百姓说，尸水泡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在松山“死过一次”的黄时建，十分健谈和骄傲，提到解放后的经历，92岁的老人哈哈大笑。“可能，我是湖南最后一个摘帽子的右派。”

图片老兵黄天发自简书App

采集人：人世老枪。采集时间：2015年8月4日

（）“几百只充满气的橡皮舟，更多的竹筏，以及原始而又不方便的来回拉绳摆渡的渡船，都在怒江峡谷无数的渡口做好了准备。一支超过十万人的部队，一万多头骡马和毛驴，两万多挑夫散布在险峻曲折的隘道上，沿着山路，走向怒吼的激流。武器装备的碰撞声和骡马的铜铃声回响在七至八千码的深谷中”

                                            ------美军顾问《佛兰克多尔回忆录》

说起打松山，那话就长了。

我是1943年的7月，阴历六月间，从黄埔二分校毕的业。当时军校毕业也要分配的，学科优秀的那十几个人，有的是留校当教官，有的就去了战区的作战室当参谋。像我这样术科考试优秀的学生，就被分到了远征军。当时我跟别个还真的不一样，想到就要下到部队去还真的是好高兴的。

学校的生活什么都好，就是伙食太差。每天早上出操的时候我们都要唱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其实心里面只想着，河道坪门口的那间包子铺里的包子，想起都流口水咧。但是我们又没钱买，后来我们就把歌偷偷的改成了：“萝卜白菜，霉米豆腐，这是要命的黄埔。”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去了包子铺买包子。老板不肯收我的钱，给了两个包子给我，跟我说，：“多亏你们训练，搞到我们少睡了好多懒觉。” 我望着他，半天没做得声。

  当时第八军的军部在文山的古木镇。我们报到以后，就让我在军部参加了中美合作训练班，专门训练使用美国人的武器，有卡宾枪、冲锋枪、火箭筒，还有火焰喷射器，反正都是美国人的东西。等我们差不多熟悉了这些武器，就把我分到了荣誉第1师第二团三营三连当少尉排长，负责重机枪。第八军下面的三个师，分别是荣誉第1师，82师，103师。除了103师之外，其它的两个师都很特殊[1]。都特别能打。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要我们第八军去打松山啊，因为我们军能打啊。

1944年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把我们防守的阵地交给53军，我当时还在铺上睡觉，紧急集合令就下来了，要我们带上所有装备，立即从马关的老河口出发，还不准问去哪里，说是到了就知道了。

从马关，文山，蒙自，这一路每天都是急行军，一天起码一百二十华里。到了昆明，我就想这总该休息了吧，结果只吃了一顿晚饭，又立即行军。从禄丰，一平浪，东山，一直到楚雄。还不让我们停，为了加快我们的速度，长官司令部卫立煌还给我们派了汽车，一车坐到了保山，然后让我们检查装备，清点人员，连夜跑步赶去施甸县，我们这些老兵都有经验，知道这肯定是要打大仗了，刚停下来休息，就有人就开始给家里人写信了。我年纪小，才不信这些，老话讲的好，要死卵朝天，不死又过年。我就不信老子这样背时。

最后我们到达的地点是施甸边上的一个渡口，叫碧寨渡。前面就是怒江。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可怕的怒江河谷，与我们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样的伟岸雄歭，但更加险峻。水深约60码，平均宽为400码，岸壁之间水流湍急，流速为每小时15英里。怒涛拍岸，其声在数英里之外都可以听到。就在这里，我们将横渡十万人的部队向日军阵地进攻。”

                                  -------美军顾问《佛兰克多尔回忆录》

我们团过江的时候，很多人坐的是美国的橡皮舟，但其实那个卵橡皮舟作不得多少用，江水流的太厉害了。我们的重机枪太重了，又好大一坨，我们就自已砍竹子扎竹排。橡皮舟太小，加上水流又急，重机枪放在上面，方向很不好控制，人也不好操作，我们自已扎的竹排子大，重机枪放在上面就好多了。

中国军队渡过怒江

那个早上的雾好大，隔个一二十米就看不清人了，水又急，但命令一下，也顾不得那多了，背起家伙就出发。怒江的水，你是不晓得，那是真的急。有的冲下去最远的有十四五里。我过江冲下去十二里，过江后就到了杨梅大山脚下。杨梅大山的学名叫高黎贡山，那山是原始森林，山里全部都是树木，没有路走，没有人迹。除了松鼠，猴子外没看见别的家伙。搭帮雾大，才让我们做了一顿饭吃。如果没有雾，连饭都吃不成，因为怕被日本人的观察哨看见。吃完饭以后，就在集结点附近隐蔽了起来。

第二天一清早开始上山。上山九十里，下山一百二十里，一天要赶到山顶。这是上头的死命令。为什么呢，靠怒江东向的这边是背阳的，阳光很少基本照不到太阳，有瘴气。瘴气是怎么来的呢。长年累月的树叶落下来，腐烂变成腐质土。我们一脚踩下去，最浅的齐脚踝，最深的齐腿把子（小腿）。瘴气就是这样来的。还有就是要注意毒蛇。蟒蛇它那个家伙大，容易发现。毒蛇小不易得发现，被咬一口就麻烦了，那个山里面到哪里跟你搞药咯。最厉害的是蚂蝗。腐质泥里面的蚂蝗，好长一条，一爬在你身上吃血，随你怎么打也打不下，撕也撕不脱，撕起来疼死人。还有蚂蚁，有尾指拇这样大的一只，夹子像螃蟹的夹子一样。夹一口又疼又痒。一下一个包。蚊子也大，咬起人来躲都没有地方躲。我们每个人用手巾打湿，蒙着嘴巴上山。到了山顶上面，上面树少，当西晒，太阳照得到，这个时候人才放松起来。山顶上干燥，我们就在上面休息。先挖一个洞，像我们长沙埋死人挖的金钱眼一样，每班挖一个。为什么一定要挖洞睡觉呢，因为挖出来的泥巴是新鲜的，它们会挡住蚂蚁、蚂蝗不到上面来。人坐在里面，抱了枪背靠着背睡觉。

下山一百二十里，就好走多了，为什么呢？那边阳光充足一些，瘴气也没有了。走到约九十里的地方休息，大概是十一二点钟，下山、突击，一家伙走三十里，就占领了长岭岗山下面的一个小镇。那里日本人不多，只有一个小队，还有点管理人员，只有四五十人。这点人哪里经得我们打咯，我们一个团没用十分钟就彻底把它灭了。占领长岗岭以后才架锅吃饭，吃饱饭以后，连嘴巴都来不及抹，一个命令就开始冲锋，几分钟就占领了黄草坝。黄草坝是个最要紧的地方，在龙陵与松山中间，我们把黄草坝一占，滇缅公路就被切断了。这一仗打得最好。占领黄草坝以后，上头马上把七十一军调了过来跟进。

（）“渡过怒江的战斗，不论对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都是始料未及的。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衣着单薄，总是吃败仗的中国“老兵”，会在最糟糕的雨季，进入世界上气候和地理都是最恶劣的地区，他们把这一地区称做东方的毒药。我曾经前往督战察看，由于前前后后数次争夺，敌我死尸杂陈，有数百具之多，且腐尸气味，阵阵冲鼻，白色的尸蛆，甚至从绑腿缝里，眼眶里，口腔里，鼻子里钻进钻出，爬满了脸部及全身，真是惨不忍睹”。

                                          -------美军顾问《佛兰克多尔回忆录》

当时宋希濂的想法是要我们第八军打松山，七十一军打龙陵。滇缅路被我们切断以后，日本人的汽车过不来，他们在后方的部队都在缅甸，没有办法过来。这下日本人就急了，就只能靠空运。这又搭帮了美国人陈纳德的飞虎队打得日本人的飞机都不敢飞。打龙陵的时候，我们在回龙山一线的老东坡打阻击，我们重机枪连就占领老东坡，防止日本人，不让日本鬼子的战车、军队抢攻黄草坝。保卫黄草坝，免得日本人支援松山、龙陵。在老东坡，日本鬼子反攻得很猛。他们就是想夺回滇缅路，好去支援松山和腾冲。腾冲那边，日本人也被中国人打得节节败退。我那时当排长，总是喜欢自己打机枪，排里没有哪个比我打得准，打得好，排除故障又快。我们整个排有三挺重机枪。日本鬼子也不怕死，上来就冲锋，被我们一顿扫射就压了下去，后来日本人看我们这里重机枪的火力实在太厉害了，就想打掉我们的重机枪。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突然间来了一枪，我正在打机枪，一粒子弹打中了我的手，我旁边的班长，帮我上子弹的，他说，“排长你负伤了，你挂花了”。我说哪里罗，没有，他说，“都出血了”。我一看，真的出血了，没看到出血还没事，一看到出血就晓得疼了。日本鬼子的子弹打在我手这里，估计是距离比较近，子弹一下就穿了过去了，这里就马上开了一个眼（洞）。他们的子弹穿透性好，不像我们的开花。这时，班长就连忙脱下裤子，屙了好大泡尿给我消毒，当时没有水。他把裤子一脱，对着我的手就撒。然后用急救包包了，包了后，我就继续打重机枪。最后，老东坡还是守住了。因为负伤不退，上头就把我从少尉排长升了中尉排长。这一仗以后，我们把阵地移交给了七十一军三十二师。因为伤亡太大了，虽然是老兵，伤亡还是大。我们那个侦察队一队人全部死光了。一个团都没剩多少人了，就把我们调回到长岭岗整编补充。

（）“炮口喷着火，将几个敌人的影子抛向了空中。同时五六名战友勇敢的向前挺进。战壕里响起了洪亮的呐喊助威声。敌人被突发的情况惊得目瞪口呆。但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的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攻击。”

-------日军战俘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松山的战斗打得很激烈。等把我们第八军调过来时，战斗已经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候。那个时候已快6月中旬了，刚好是当地的雨季，很多地方山洪暴发，道路一下就变得稀烂的，民夫骡马均无法通过山间小路，飞机也无法空投。前线的士兵一下就没有了供应，我们每天爬在战壕的泥浆里，没日没夜的被大雨浇，又不能去躲雨，又没有吃的，每天饿得前胸贴后背，那真的是苦不堪言。到最后我们也没法了，就漫山遍野去寻找野菜充饥。最惨的是伤兵，没有吃的，没有药物，又没有办法运到后方，好多重伤员只好听天由命在雨里面等死，惨叫声、咒骂声充耳不绝。

这个时候，蒋介石亲自在保山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卫立煌也立了军令状【2】。李弥就亲自来到了最前线指挥。由于腊勐以上的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的山势陡峭，大雨一浇下来，本来就全是烂泥巴的山坡就跟泼了猪油一样，。我们进攻时要手脚并用地朝山头攀爬，同时还要躲避上面日军堡垒中的交叉火力，这对于士兵来说跟当活靶子差不多。结果跟七十一军一样，一次次被日本人赶下了山。李弥打仗也还是有些套路的，白天不行，就晚上搞。

晚上，奉李弥的命令，我们团约两个连的精锐悄悄摸上了松山的主峰子高地，试图直接捣毁日军的指挥部。不料一上去就被日本人的火力包围了。那个晚上枪炮声喊杀声一夜没停，天亮的时候，只有两名带伤的士兵跑了出来，汇报了山顶的战况，其他的人都死了。

原来，主峰子高地中央有一个大地堡，周围有许多卫星状的小地堡，火力四面交叉，又可相互支援。我们的士兵身上捆满手榴弹匍匐前进，刚接近甲地堡，还没来得及投弹，乙地堡机枪就响了。你攻击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机枪又把你打得满身弹孔，就这样，各个地堡前都死了好多我们荣一师的勇士。

才打了几天，我们的伤亡人数就已到了一千人。加上先前七十一军的士兵损失，放眼望去，从松山的山顶至山腰，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由于日本士兵的枪法很准，用那个什么的话来说——就像长了眼睛，因此无法去救伤员或搬运尸体。每次炮弹激烈或者飞机轰炸的时候，不少死人的胳膊和大腿就飞上了天。再加上怒江的天气也极其反常，日夜温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发抖，白天太阳一出来，又烤得人流油，那些死去的尸体往往两三天后就开始发臭腐烂，随后生出白蛆，爬得到处都是，幸亏美国军医晚上在阵地上到处打针，给我们服药片，战场上才没有发生瘟疫。

搞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心里才有点底。原来松山的碉堡有四层。主碉堡在顶上，很大，有两个中南大学礼堂大。松山的碉堡群，是个永久防御工事，被称作打不烂，打不下的工事。那大小碉堡的建筑，都是层层加固的。松山上面有木材，日本人伐了好大的树木。把碉堡围好，像我们砌墙一样，砌一道墙。木头外面就加一层钢板，钢板外面还包一层棉纱。棉纱外面再加一层钢板，钢板外面还铺好厚一层的泥巴。碉堡是钢筋水泥的，连顶层上面都是钢筋水泥。坚固到这种程度，打炮根本不起作用。还有那交通壕起码有两米半到三米宽。深呢，大概是一米八到两米深，里面可以走吉普车。汽车，摩托车可以跑来跑去。交通壕里面的路坚固的很，都夯得实实在在的，下大雨也不怕。日本人的掩蔽部，就是一个机枪、一个炮兵阵地的掩蔽部。上面都是一排排的木排，四面都是射击孔。[3]

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在商量进攻计划

来松山之前，我们团在长岭岗收了一部分新兵。其实我们的新兵也是老兵，都是医院送来的，加上我们原来这一营还剩下的两三百人，凑起来是八百人，组成了一个加强营。副团长兼营长，老营长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八十二师，一零三师，荣誉一团、荣誉二团的任务就是打松山。八十二师已经打得没有了，103师也没剩几个人了。第三道碉堡还没有动。要我们接着打，那个地方叫滚龙坡。我们在滚龙坡这里，上来就搞掉了五六个碉堡。日军隔百把米就有一个碉堡，三十米就一个掩蔽部，一个机枪阵地，或者一个炮兵阵地。碉堡太多了，每打一个我们的伤亡都相当的大。日军的摩托车，汽车在交通壕里窜来窜去，我们是靠人往上面爬。他们的汽车比我们人肯定快些，通信又便利，所以虽然他们人少，但就是搞他们不赢。

战场原貌

（）“敌人已经逼近到距离我们四五十米的地方，他们似乎连抬下同伴尸体的时间都没有。从凹洼的地方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的堆积在我方的阵地前，但我们赖以反击的重机枪，子弹已经所剩无几了。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这样，我方机枪只能万般遗憾地沉默了”

-------日军战俘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日本人就这样僵持住了。我们上不去，他们出不来。但上面催得紧，都是立了军令状的，没有办法，上面就决定再发动一次总攻，因为根据美国人的情报，山上的守军只有三四百人了，火炮十几门，机枪五十来挺，经过美军的轰炸机的轰炸，应该剩下的日本人不多了。我们虽然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就顺着山谷和山坡猫着腰朝山顶进攻，500米、400米、300米、日本人没反应，200米日本人还没反应，快接近山顶的时候，突然间，像刮起一阵狂风，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同时开火，形成交叉火网，地雷、手榴弹的爆炸响成一片，我们当时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像割稻草一样倒下了，尸体滚满了一个山坡。我们一个营只退回了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营指挥官全部牺牲在山头了。

打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逃兵了，都不想去白白送死。有的躲进山林，有的就趁晚上泅水而逃。我们军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了3000多人。打仗就是这样，我们天天泡在尸水里，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了。半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了黑色，死人的臭味好久都洗不干净。

这个时候，李弥发火了，要求调整打法，从这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冲锋了，而是相互火力掩护，从四面朝地堡慢慢的匍匐前进，达到攻击距离时用手榴弹、炸药包炸，大多数时候是用火焰喷射器把地堡里面的日本人烧死。有一些日本兵身上带着火跑出来射击，但是马上就会被我们的重机枪扫到。搭帮美国人，那火焰喷射器成了我们的杀手锏。

由于是从外围进攻，背后没有了敌人的地堡，我们的伤亡大减。到7月下旬，我们的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阴登山、大垭口、黄家井一带。但离主峰子高地还有200米时，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太陡了。那坡度大约有60度。连射击都要仰起头，我们在这里又死了好多人，因为上面的手榴弹经常像下雨一样砸下来。

（）“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炸毁日本人的工事后，他们不懂为什么情报上说的至少300名日军，但现在只剩下75人？他们在厨房里才找到答案，原来日本人在被分隔包围后，吃完了干粮后，就把自已人的尸体一个个的吃掉。”

--------------美国新闻处编《最高海拔的战斗》

最后一团团长周开成跟李弥商量以后决定，在我们滚龙坡过去大概两三百公尺的一个山窝里，把工兵调上来挖地道，直通主碉堡。日军的总指挥部在主碉堡里。主碉堡周围还有小碉堡。日本鬼子把树枝砍掉，在树上面设了了望哨。所以在挖地道时，工兵来来往往，他们可以发现，一换班，就指挥机枪扫射，炮弹也打过来。我们的工兵伤亡很大，如何避免他们的火力呢？我们中间有一个炮兵排，是原来的炮兵连，小炮连改成小炮加强排，是六零小炮。美式的迫击炮一个连有几十门炮，用它们打死角最好。不过日本人的碉堡太矮了，炮弹打不进去。一个班长姓李，是湖南湘乡的老乡，平时相处得还可以。我说：“老李，你看那上面，那上面肯定是敌人的瞭望台，密密麻麻像鸟窝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只要把它们打掉，工兵作业就顺畅了”。他观察以后，就跟几个炮兵开始商量，然后找了个地方把炮台架起，我整个点了一遍，还剩十门炮。炮架好后，我就测量。整个山上，军校的学生只剩我一个人了。目测的距离不一定准，我就用手配合测量，把距离计算好，基本达到了要求。高度是八十几米，距离是两百四十米起到四百米止。那瞭望台是一线排过去的，要用纵深射击。这样对炮兵的操作是很难的。

李班长没有到过中美合作所受过训。他也不大清楚怎么打，这怎么办呢。我在军校里学了迫击炮，只能利用八零迫击炮的搞法来对付六零小炮。通过计算以后，就晓得道理是一样的，把角度调好对准，第一门炮装多少包药，第二门炮装多少包药，这就是纵深射击。比方第一门炮打二百四十米，装药八包。第二门炮打二百五十米，两百六十米，装药十二包。这样十门炮就算有一门哑炮，也还有九门发挥了作用。我指挥令一下，炮就打出去了，一响后，一枚接一枚，跟着打上去。炮弹多的是，美国人运来的，炮弹要好多有好多，打了几十百把发炮弹上去。把整个的观察所的瞭望台，打得精光。上面派人来问，说是我在指挥打的。马上宋希濂就下了嘉奖令，奖金八百块钱。后来营长（副团长）负伤下去了，副营长把手打断了，连排长也死光了。大概还有一百一二十人的样子，就要组织一个加强连，要我当连长，还下了命令。正式授予的，荣誉一师二团三营改成为加强连，授予黄时建为加强连上尉连长。整个801，802以及滚龙坡的阵地归我一个人指挥。

战场原貌

没有干扰以后，工兵的进度就很快了，几天以后挖出了左右两条暗槽，直通到日本人的地堡下面，形成了两个炸药室，共安放了3吨多的强力的TNT，再把汽油桶滚进去，测量准确后。外面的人全部后撤200多米，一按电钮，哐当一声，地震一样，把松山那个主碉堡，主碉堡有好大呢。有中南大学礼堂两个大，掀起了几丈高，后来听说，就是这一轰，松山的主峰被整体削低了一米多，也不知是真是假。

打仗呢没别的，就是要敢拼命，舍得死，那时不讲艰苦，都是拼命，都是亡命之徒。那上去了都是不要命的。我是在组织连队扩大战果时负的伤，在协助103师搞一个暗堡时，不料阴沟里翻了船，被日本鬼子一颗枪榴弹，打在距我不到一米的地方，我爬是爬倒了。但枪榴弹的弹片打在我这里，把我的屁股削掉了半边，我当时就昏迷了，两块弹片卡在骨头里面，另外还有些小的，疼得要命。

（）“在山脚的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接一个，排了好几公里长，有的重伤号，没有等到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我们都是当地百姓组织的民夫队抬过江去的”。

----------------荣誉1师上尉加强连连长黄天

我也不知道自已是怎么从阵地上下来的，怎么搞的都不记得了。后来别人才告诉我，下来几天了，我的意识都不清白，昏迷了好几天。但是奇怪的是，身上背的东西都还在，没少一点，连嘉奖令都在。

一家伙就到了大理，我也不知道如何到的大理，就入了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是中美合作的医院，有美国的顾问，美国的医生。我一身喷臭的，随哪个走过，都捏着鼻子。一是战场上个把月都没洗过澡了，连洗脸都有好久没搞过了。二是在战场上被死人的尸水泡的，那个味道是很难消除的。等我稍微清醒了，我就对护士说“给我洗个澡”。他们就把我抬去洗澡，那包扎屁股的急救包，也有好多天没换了，在水里一泡，云南那里都是温泉，纱布胶布就泡掉了。我一泡下去，温泉水很热，蛆婆就在水里翻，水一冲到伤口，人疼得死马上又昏了过去，他们那些护士只好又把我抬回来，让美国医生过来看，医生帮我打了急救针后说：“你这个澡洗得好，毒素都冲走了，就把骨头上的两块弹片取出来就可以好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兴打麻醉针，医生涂点麻药就下刀了，我的天，那真的疼得要死。反正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把自己当人搞了，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就忍着躺在那里，基本上也没什么乱动。骨头里的弹片取出来以后，屁股就没那么疼了。那个时候年纪轻口味好，又吃得，加上医院的伙食比打仗还是好些不，慢慢地这人就有气了，剩下来就看护士帮我的调理了。

这个时候松山已经完全胜利了，古话讲“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松山战役日本鬼子的部队只有多少人呢，日本鬼子的部队只有两个；联队搭点别的部队，大概只有三四千人的样子。松山战役消灭了日本鬼子三千多，俘虏了一百多人。我们自己的死伤呢，我们第八军八十二师，打得番号都没有了，一个师整个打完了。103师也好不到哪去，医院里有一个病号就是103师的，他跟我说：“听说我们那个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人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一边讲就一边哭，那是真的心酸。

后来就是慰问团来了，慰问团的总团长就是宋美龄，副团长是李德全。李德全是冯玉祥的夫人。还有个昆明分团，团长叫顾映秋，是龙云的夫人。另外那些穿长袍的，中山装，还有军服的，那我就搞不清楚了。只晓得有一个白胡子老馆子，不晓得是沈钧儒还是张君励，反正像那样的人，有胡子，很长的。当时远征军在蜡戌会师，他们在那里慰问后，顺便到陆军医院来慰问我们这些伤兵，来的时候，每人都发一个慰问袋。慰问袋里每人有五块钱，一条毛巾，还有一套衣服，一包烟，还有吃的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算了不起的了。慰问团的那个长胡子老先生带着宋美龄、李德全，顾映秋三个女的，把每个伤员的位置都走到了，亲自给每一个人发慰问袋。他们慰问到我的位置时，我侧着屁股睡着了。他们一来，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拼命爬起来，想跟他们敬个礼，刚好那天我穿的那件衣服上，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8点7的字。这就说明我是黄埔军校十八期第七总队的，宋美龄也看见了这几个字，“哎，你是黄埔军校的，你是校长的学生啊”，我说“是的”，“哎呀，你哪里负伤了”，我就指给她看，然后我还从格笼里头拿出证件给她看，她接过去一看，连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登记证证件都有。连声说：“哎呀不错，你还只有二十一岁啊”，我说“是。二十一岁”。她说“那大有前途，还两次立功啊”。然后就很仔细的看了我的伤口。还喊那个美国人过来用英语讲了几句话，我是听不懂。不过我猜她讲话的意思是，“这是最高统帅的学生。给他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用特殊的营养，这个伢子只能救活，并且要健康地成长”。最后嘱咐时她和护士说的普通话，我就听懂了。

李德全也有意思，看见宋美龄和其他人说话去了，她就赶快也拿了一个慰问袋放在我的铺上，龙云的夫人一看，不好意思，就要她的副官去拿，她已经没有慰问袋了。最后没法，就让副官把云南的那种光洋，富滇新银行出的半圆的那种，包了10块。还用手巾包了放在我的枕头下。最后走的时候，那个胡子老倌看他们都慰问了，他就把他的一支派克笔送给我了。那个时候，派克笔还是蛮贵的。送给我，我开始不想要，但他硬要送给我，还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八个字，“英雄青年大有作为”，没有签名，不晓得叫什么。

慰问团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就特殊化了，变成了医院的特殊人物了。那个时候最好的药是盘尼西林。他们刚刚走，护士医生就来注射盘尼西林了。真的是用最好的药，看着肉就涨起来了。吃呢，吃顶好的营养餐，送到铺上来吃。我走路不方便，就睡到铺上，让护士一勺勺的喂。那护士妹子，好热情的。这样我的伤口，除了那条打断了的筋，就是附在骨头上通脚的那条筋之外，就基本都好了。那个美国医生水平高，是个上校。他从另一个刚刚死掉的人的身上，取了一节筋出来，用手术把它跟我的脚接起来，我就可以走了。八十岁以后可能老化了，就走得不蛮好了。现在我九十岁，就要拄棍子了。

松山战役结束以后，整个第三营。我们这个加强营，归还建制。归还建制的时候，回去剩了一十八个人报到。二团团长周藩亲自接待这一十八勇士回团。周藩解放后是湖南省参事室的参事。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在那里发表讲话：“连排长都死尽了。十八个勇士回去没有一个连长排长呐!十八个都是当兵的呐！”我就站起来，“报告首长，还记得我吗，”我说，“还没有死尽，还剩了我。我是你下面的排长。后来在松山加强营的时候，归李副军长直接指挥的加强营。后来当了连长，剩了我。”他连忙从台上走下来跟我握手，拍了我的肩膀：“哦，你就是那个小鬼！”

【注释】

[1]文中老人说的这两个师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是指这两个师的构成比较特殊。荣誉1师的士兵主要是从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退下来的伤兵，作战经验丰富，作战手法熟练。该师在昆仑关一战中，打出了威名，被日本人称为“天下第一师”。82师的情况就更特殊了，该师主要以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土匪构成，单兵作战能力强，胆子大。善于山地作战。这也是后来调第八军去打松山的主要原因之一。

[2]文中老人回忆的这一段其实是因为老人对战役全局的认识不够，所以没有展开充分。当时的真正情况是，松山久攻不下，战局陷于胶作。日军派了师团的主力。五个大队驰援松山，龙陵。如果日本人守住松山，在雨季里被分隔成三块的中国军队，将因为后勤保障的缺乏而被日军各个击破。导致全线崩溃。如中国军队拿下松山，则满盘皆活，滇缅公路将连城一片，日军也因为缺乏后援而失败。所以，卫立煌下了死命令，担任攻击的部队，哪怕是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能后退半步。违者军法处置。因为双方都明白松山的关键性，因此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