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谈一谈中国的“士文化传统”。此传统说来也长，自先秦开始，直至民国，就是现在还留有余韵。
“士”，按照现今的这套话语来解释，那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或曰“知识人”。但他们又与近代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赖以为系的制度上面——前者萌发于新兴资本主义，而后者则滥觞于封建主义。前者强调个体自由，而后者则聚焦国家统一。近代的知识分子们可以想方设法寻求自我生活，“士”是做不到的（魏晋时期的“名士”大概是一个例外）。
中国通常意义上的“士”，几乎皆与“天下”相关——先秦的“游士”，胸怀天下，四处奔波，秦汉的“士大夫”更进一步，身为国家公务员，早已肩负苍生。
苏秦
此后，“士”慢慢演变为一个重要阶层，儒家的“士志于道”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是他们心中最高的法则。再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都是延续着那样一个伟大的传统么？无怨无悔。“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顾炎武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踱到清末，这一传统已然式微，周作人也就是在这时尝到失败的滋味——他和哥哥鲁迅参加最后的科举考试，要走仕途，实现作为“士”的远大抱负，结果落第。表面上看，这次的“落第”说明兄弟俩实力不济，此路不通，但若深究，则揭示出士文化传统的衰落。如果说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还没惊醒天朝上国的美梦，那么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应该狠狠地抽了一巴掌，“辛亥革命”紧随其后，大清帝国苟延残喘，1917年“新文化运动”浩浩荡荡，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响彻云霄…西方文化最初的撞击不可遏制，要变了。可即便如此，“士文化传统”的遗脉仍然埋得很深。
青年鲁迅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等一批中国最后的“士”还在苦苦维系着这一传统。周作人呢？其《人的文学》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运动”的总纲，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心声。原来，他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具体的个人。《中庸》上面说：“仁者，人也。”重点在“仁”，“人”只是“仁”的一种表现，并无自我。逍遥如庄子，“吾丧我”体会的是虚静之道。《平民的文学》是对《人的文学》的补充——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而且是“平民的”。
康有为
提倡“美文”是周作人自然而然的想到的“点子”。他的“美文”打通了中西的散文之路，一面与明清的“小品文”相接，将“性灵”融入笔调，但又多出几分现代的气息，一面又连上了英国的随笔，情之所出，意之所至，带着点幽默的况味。按他的意思，“美文”是“言志”的。在他看来“言志”、“缘情”在“士”的传统下，是被压抑着的。而“美文”不同。他曾说：“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不难看出，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回应伟大的“士文化传统”，此类例子俯拾即是：
他写吃的。比如《故乡的野菜》，“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荸荠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从荸荠说起，夹带童趣，然后一转，写到上坟时吃的野菜，将吃野菜和上坟写在一起，个人的怀乡情绪在其间生发。《北京的茶食》写他在北京没遇到好的茶食而怅然若失，乃由此问：“北京的朋友们，能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吃茶》呢，讲的是个人的“茶道”，而非徐志摩、胡适所说的大而化之的“茶道”。“喝茶当于瓦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荸荠
他写自己的所思所想。比如《死之默想》，从四世纪希腊厌世诗人的一首小诗开始，娓娓道来，“怕死的原因”、“不死的问题”，如数家珍。《中年》写的就是他的中年，以为不过四个字“顺其自然”。“我想最好的还是顺其自然，六十过后虽不必急做寿衣，唯一只脚已踏在坟里，亦无庸再去请斯坦那赫博士结扎生殖器了。”《一年的长进》里写自己的“无知”。算是自我检讨。
他甚至给自己写信。比如那篇《乌篷船》，开头的“子荣君”，据说就是周作人的笔名之一。信中大谈乌篷船，“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一个人面对“士文化传统”这座大山，只有“自言自语”罢了，除此以外，能与说谁呢？
乌篷船
林语堂？此君这一时期正大力倡导所谓“幽默小品”，走“独抒性灵”的路子。难怪“大先生”（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左翼文学诸君？他们就更不可能了。最懂他的长兄鲁迅也早已与他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他苦啊，这种苦挥之不去，渐渐深入到他的文章中：
《苦雨》是一封写给“孙伏园”的信，但通观全篇，怎么看都像是给自己写的。雨怎么会“苦”呢？看了文章才知道，哦，是人苦，人在雨来之前就已经是苦的了，雨的到来使这“苦”更为浓郁了。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周作人的文章在民国时期是独步文林的，其小品文已达化境。但他的“苦”暗示的是一种深深的困境，个人与时代，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当身边的多数人都已献身于救国的伟大事业中，他仍在自己的“沙场”孤军奋战。是的，他的坚守确实是令人钦佩万分的，但时机不对，国家不存，个人焉在？如果周作人在建国后再来超越“士文化传统”，反抗这一传统对“人”的压抑，那么，就算他失败了，也会含笑，苦中带笑，可惜再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无法篡改事实。鲁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十全十美的吗？不是的，也不可能。但他也在坚守，扛起“士文化传统”的大旗，他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医治”他们的精神，找出救国的良方，他何曾放弃过？哪怕“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当之无愧。1936年，鲁迅溘然长逝，他的“救国大业”尚未完成，也没能看到中华民族“站起来”。但他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一群爱国志士的“精神导师”，正是在他屹立不倒的精神的大旗下，人们勇往直前。
周作人本可以走一条陶渊明那样的“隐逸”道路，大可携妻带子，回到绍兴，回到他年迈的老母亲身边，开辟一块真正的菜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管他什么革命口号、冲锋陷阵。等合适的机会再出山，所谓“潜龙勿用”也。但他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想用文章来表达精神上的超然，以表明自己与“士文化传统”决然不同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投入到仕途的实践之中，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上了汪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中国传统向来看重文如其人，人总是第一位的，在大是大非面前，“舍生取义”方为正道，可以想见，周作人此举终成了一辈子擦不去的“污点”，与中国士大夫精神相去远矣……我们爱其文，也惜其人！他很有可能是被“逼迫”的，但据说他当时受到了致命的威胁，一颗子弹几乎射中了他的心脏。从这个方面来说，兄弟间的“失和”不仅仅是坊间所传“偷窥事件”那样简单明了。鲁迅是看着周作人长大的，长兄为父，他一直呵护着这位小兄弟，事无巨细，一律亲自办理。鲁迅是了解周作人的，甚至比周作人自己还了解。再深入一些，“失和”是道路选择的问题，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周作人被捕
胡兰成应该能和他聊上几句，他曾这样评价周作人：“然而懂得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弄政治的人尊敬他的声望，可是从来就和他谈不来。革命青年，又怪他不来领导革命，说他是落伍了。而剩下一些捧他的人，也并不比政客或革命青年更能了解他。 ”此君亦于同时期出任伪职，文章做得也极好，有人说他的成就还在周作人、梁实秋之上，不过，彼时他正与才女张爱玲上演一出“倾城之恋”不久后，就与护士小周在一起了。胡兰成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他似乎有严重的选择困难症，一生徘徊在八个女人之间，这倒与周作人的“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的比喻很相像，他们在选择中消耗着自己，唯有文章是栖息的树林。
今天，谈周作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知行分离。某种程度上，周作人是一个“知行分离”的人，他的“知”大大超过了“行”，文章里，他是隐逸者，是陶渊明，现实中，他却是入世者，向“士大夫”看齐——他完完全全抛弃了“士文化传统”的精髓。或许是早期太依赖长兄了，当他自己独立时，顿生一种无力感，“知行分离”是这种“无力”的总体表现。相较之下，“士”虽然失去了“自我”，但他们是“知行合一”的，这一点就是到现在仍值得肯定。先秦诸子，哪一个不是知行合一的？孔孟讲“仁政”，故积极出仕，老庄讲“无为”，故自然逍遥，墨子讲“兼爱”，兄弟遍天下，韩非子“重法”，一生投入国家法制的建设…“知行合一”是悠久的传统，几乎与“士”一起产生，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那么，今日怎么看待“士文化传统”呢？
孔子
回到周作人。他的文章业已得到了公认，将来的人也未必能超越，若抛开此点，还能从中获得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引发我们对于“士文化传统”再次体认，唤出骨子里那种知行合一的苗子。周作人的“知行分离”不断提醒我们：“士文化传统”并非死物，起码，“知行合一”的血液还流淌在某些孤独者的身体里。文章之道与生活之道应是相互融合、不分你我的，如此才是“常”。
“士文化传统”是过去了，但这种“知行合一”的“常”不会因此失效，就像大地，千百年来，上面的“住户”换了一波又一波，它还是守在原地，等待雨水和阳光，春天，破土而出的将会是生机勃勃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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