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舞台

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的山东省郯城县。郯城位于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处，从京城出发通往江南的官道贯穿县境，经过最南端的红花埠驿站，便是江苏的宿迁县。沂河与沭河与官道大体平行，自北向南流过郯城，灌溉田土，但也时常泛滥。

郯城的地理位置

在地质学上，郯城位于郯庐断裂带的中心。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六月的一个傍晚，一场旷古绝今的8.5级大地震袭击了郯城，整个县城被夷为平地，死伤枕藉。但当时的郯城知县冯可参却在县志里写道，这只是命运在又一次“落井下石”。因为在地震到来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伴随着明清交替、华夏板荡的历史背景，郯城早已天灾人祸交替不断。盗匪、清兵、干旱、洪水，已将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折磨得奄奄一息。

今郯城东南马陵山麦坡地震断裂带遗址

地震之后，户部的官员经过一年半的评估，决定减免三成的年度赋税。这显然不够，但是全国有几百个郯城，每个都有自己的危机。对于北京的统治者而言，郯城只是帝国东部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的五月，江西人黄六鸿带着吏部的任命，来到郯城，接替冯可参就任知县。黄六鸿精明强干，学识渊博，但似乎运气欠佳。他在二十岁时就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获得了出任低级官员的资格。但之后的二十年里，他七次上京会试，却始终未考中进士。四十岁时，他终于凭借吏部的候补抽签程序，获得了郯城知县的职位。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当黄六鸿通过红花埠，进入郯城县境时，他还是​被眼前残破的乡景震惊得无以复加，以致心酸流涕。同时，他敏锐地发现，他将要牧治的这方百姓，因在苦难和贫困中挣扎日久，导致心灵普遍地充满了无价值感，行为也变得尖狡顽悍。摆在黄知县面前的工作重点，将是如何在这个几近崩解的世界中，为人们求取肉体和道德的基本生存。

寡妇的困境

彭氏的丈夫陈太祯，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因病过世。他身前虽不富有，但留给妻子一点钱，一块接近郯城的地，一间房子和一头牛。夫妇俩有一个男孩，名叫陈连。守护并妥善利用丈夫的遗产，把儿子养育成人，成为这个寡妇的责任。

清朝的女性

《郯城县志》中有许多寡妇的传记，目的在宣扬一个女人如何依靠决心和道德守寡，努力谋取生活并将孩子抚养长大，并让他们接受教育，光宗耀祖。例如，马头镇的李氏二十一岁守寡，她把一个儿子送去种田，然后靠织布赚钱培养另一个儿子读书，这个儿子最后中了进士。刘氏二十五岁守寡，无嗣，她从丈夫的兄弟那里过继一个男孩，延续丈夫的香火。冷村社的范氏则是这群人的翘楚，她十九岁守寡，但先后把丈夫第一任妻子的两个儿子、自己的儿子、以及孙子养大，这些子孙最后全都中了乡试。

寡妇的贞节牌坊

曾在郯城居住过的蒲松龄却对此类叙事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他甚至嘲笑那些记录贞洁烈女的士绅。他觉得这些士绅性好渔色，赞扬寡妇暗示他们有暧昧的动机。但蒲松龄也认同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守寡需要严格的道德和确切的目标。事实上，他对立志守寡的妇人如何解决种种生活困境抱有兴趣。他笔下的寡妇形象，不仅在道德和性格上足够坚韧，往往也精通法律，人情练达，对于想要夺取她们财产或名节的男性，都能以智取之。

清朝的法律有一条规定，如果妇人在丈夫死掉之后选择改嫁，那么丈夫的遗产和自己的嫁妆都将归属夫族所有。法律的原意，旨在道德和舆论的鼓励外，进一步督促失去丈夫的妇人安心守寡。但讽刺的是，在现实中，这条法律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夫家亲戚们不但不要寡妇保持忠贞，反而强迫她们改嫁。这样一来，亡夫的家族不但免去了照顾孤儿寡母的义务，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大清律例·户律之一·户役·立嫡子违法》

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郯城县志》记载不少类似的悲惨例子。吴氏的夫兄逼令其改嫁，吴氏激愤之下，剪发毁面，将夫产尽归夫兄，自己带着一岁的孩子回到娘家。十九岁的安氏在丈夫死后半年，孩子也暴病而亡，绝望的安氏将家财和嫁妆付之一炬，自己也投身烈火自尽，她的娘家兄嫂拼命阻拦不住，而夫家亲戚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

 夫族的阴谋

虽然失去了丈夫，但彭氏的处境似乎还不算太坏。丈夫留下了一点家财，儿子聪明又懂事，看起来是个读书的料子。彭氏在丈夫死后不久，就把陈连送进私塾。她的经济条件有限，不能把儿子送进好学校。陈连就读的是村里的小私塾，教书先生不是全职，还有自己的田要耕，只有农闲时才来教学。但彭氏要想把儿子培养成材，这毕竟是个开始。

可是陈家的男人们并不想放过眼前的利益。陈太祯有三个堂侄，陈国璘、陈国相及陈国连三兄弟。他们在陈太祯死后不久，就开始骚扰彭氏，希望能逼迫彭氏搬离夫家，好侵夺陈太祯的遗产。在此过程中，陈氏族长陈三福自始至终没有插手过问，陈太祯的过继兄弟陈太祥也没有出手帮忙。

三个无赖不断地制造麻烦。有次，陈国连强行牵走了彭氏的牛，并拒绝归还。耕牛对农村家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彭氏不得已给陈国连勒索了三两银子才取回耕牛。陈国相则三番两次地闯进彭氏家中，大吵大闹，企图把她赶走。但彭氏意志坚定，誓不屈服。三个无赖最后撂下狠话：“我要让你一无所有！”

老二陈国相头脑灵活，混过社会，似乎挺熟悉大清律例，是三兄弟中的智囊。威逼不成的情况下，他开始从法律中寻求解决彭氏难题的思路。

大清律例关于继承的规定，有这么一条：如果寡妇誓志为亡夫守贞，但却没有儿子，须由夫家族长做主，从夫族晚辈中选择一个男孩过继，为亡夫延续香火，并成为亡夫的法定继承人。

《大清律例·户律之一·户役·立嫡子违法》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

法律还对如何选择过继的对象作出了指引。首先须从亡夫的同胞兄弟的儿子中选择，如无，则按照五服内的亲疏等级依序选择，最后是远房同姓。

《大清律例·户律之一·户役·立嫡子违法》

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

对于此时的陈氏家族而言，他们的辈份关系如下图：

陈氏家族谱系

陈太祯与陈国璘、陈国相及陈国连三兄弟的父亲陈平，是源自同一祖父的大功堂兄弟。陈太祯虽然有个亲兄弟陈太祥，但陈太祥是他们的父亲收养而来，并非亲生。因此陈太祥在陈太祯的继承顺位上没有话语权。如果陈连死掉，彭氏将只能从陈平的三个儿子中选择一个过继，延续亡夫的香火。

陈国相对于大清的继承法似乎了如指掌，并决定对之加以利用。于是三兄弟的彭氏难题就变为：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杀死陈连，好让自家兄弟得以过继，成为死去的陈太祯和活着的彭氏名义上的儿子，然后把势单力孤的彭氏排挤走，获得陈太祯的遗产。

三兄弟的父亲陈平，和许多郯城人一样，于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3年）满洲军队对郯城劫掠时下落不明，没人知道具体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三兄弟利用父亲的失踪，编造了一个邪恶计划：先说他们的父亲是被陈太祥杀死，身为儿子，父仇不共戴天，但是主凶陈太祥已死，于是只好去找主凶的亲生儿子报仇。至于为什么过了近三十年才动手，是因为恰好喝了酒，看到陈连出现，恨意上涌，愤而将其杀死。 

计划的落脚点在于，大清律例中确实有关于子女为父母报仇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条款。但陈国相显然并未掌握法条的具体细节。大清的立法官将复仇的正当性体现在复仇的当场性上，只有在父母被打死的现场“当时”杀死行凶人，才能获得宽大处理，按擅杀罪——即擅自杀死本该处死的人——处理，杖一百、徒三年。如果不是当场复仇，而是事后寻仇，则仍按殴杀定罪，处罚将是绞监候。更何况，大清律并不会认可，杀死凶手的儿子就等同于杀死凶手本人。

《大清律例·刑律之九·人命之二·斗殴及故杀人》

凡两家互殴致死一命，其律应拟抵之正凶，当时被死者无服亲属殴死，将殴死凶手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被死者有服亲属殴死，再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陈连的死亡

康熙九年的五月二十日的下午，也就是黄六鸿来到郯城没几天，三兄弟的老二陈国相来到陈连就读的私塾。私塾教室位于村子的祠堂里，教室旁边是一座小佛堂，里面供奉着观世音菩萨。

陈连正在和他的两个同学姚克敬和张奉召一起读书。他们的教书先生此刻正在田里劳作，没有在教室出现。陈国相带了一根洗衣用的粗重木棒，走进私塾的教室，坐在老师的桌上，面露凶相地询问三个学童，他们的老师去哪了。男孩们告诉他，师傅下去耕田了，不在学校里。于是陈国相于是当着另外两个男孩的面，一把抓住陈连，将他拖出教室。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面前，他用木棒将陈连活活打死。

清代私塾一景

故事的结局

第二天一早，陈国相就来到县衙投案自首。他宣称自己喝了大量的酒，散步到村子的观音庙，刚好碰见陈连，于是引发了复仇的举动。 

刚上任的黄知县很快就发现，陈国相的辩解漏洞百出。陈连的两个同学作证说，陈国相来教室的时候显然是清醒的，没有喝醉的迹象。而陈国相与陈国璘，在供述父亲的身亡地点上又存在矛盾，一个说是在村人夏补川的家门口，一个说是在张家庄。另外有证据显示，三兄弟在杀人前已多次为侵夺财产骚扰彭氏和她的儿子，并有牵牛索银、以及口头恐吓的实质性举动。

黄六鸿在呈给上级的审理报告中不无讽刺地写道：三兄弟与他们口中的杀父仇人陈太祯，融洽地比邻而居了近三十年；而陈太祯又是何其幸运，在这三十年间没有在侄子醉酒的情况下撞见他们。 

陈国相并未如愿以偿地按擅杀仇人律被轻判。黄六鸿的审判意见是，按殴杀三等亲属定罪，处以绞刑。陈国璘被杖责，陈国连却带着他勒索到的三两银子逃出了郯城。

《大清律例·刑律之十二·斗殴下之一·殴大功以下尊长》

若尊长殴卑幼，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緦麻减凡人一等。小功减二等。大功减三等。至死者，绞。

彭氏迎来了苦涩的正义，但也永远失去了她的儿子，那个寄托了她的人生全部希望与梦想的男孩。后来，黄六鸿为了杜绝再有类似觊觎遗产的事情发生，命令族长从陈氏远支中挑选一人过继给彭氏为嗣。

后记

黄六鸿在郯城做了两年知县，政绩斐然。两年后他因父亲去世而丁忧离任。三年丁忧期满，被补授河北东山知县，后在工科给事中任上退休。退休后，他来到南京定居并终老于此。在南京生活的这段日子里，黄六鸿写了一部《福惠全书》，将他在郯城为政时的经验和体会逐一记录。彭氏的故事，就来自《福惠全书》里收录的黄六鸿呈给他的上级，兖州府知府的两份审理报告。

《福惠全书》

中国的官方历史，乐于给伟人作传，时代只是伟人的背景。而通过黄六鸿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者，我们得以看见中国古代基层社群的场景，看到持续的经济压力给人们带来的混乱，看到不幸如何孵化出轻率、鲁莽以及不理性的暴力，看到时代加诸于人的苦难。这种苦难，在彭氏这样的女性身上体现的尤为具体和深刻。但是，历史虽没有记载，但还会有很多像彭氏一样的苦难女性，就像帝国有许多像郯城一样无足轻重的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