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戊戌变法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一场发生于1898年的农历戊戌年的维新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最终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强大，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透过百余年的历史帷幕，让我们回顾一下戊戌变法中涌现出的杰出历史人物。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的这首《绝命诗》写得荡气回肠，百余年来依旧情怀激烈。作为著名的爱国诗篇，传诵不已，感染着每中华儿女。每每读起这首让人荡气回肠的诗句，我相信许多人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维新志士谭嗣同那张坚毅的面容来。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死亡即将来临之时，没有痛哭流涕的忏悔，也没有卑躬屈膝的求饶，而是从容赋诗，慷慨赴死。那种大义凛然的悲壮，视死如归的气概，时至今日仍然让人唏嘘之余亦敬佩不已。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
一、不幸的童年
谭嗣同像。
1865年3月10日，在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户部员外郎的家里诞生了一个新婴儿，由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与他的父亲属相相同，故取名嗣同。不用说，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维新志士谭嗣同。
在那个年代，生在官宦人家应当是幸运的，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却是非常不幸。
谭嗣同的老家在湖南浏阳，谭家可说是封建世家，但祖上多为武官，到他的父亲谭继洵手上，家境已经衰落，成为一个贫困家庭，在谭嗣同出生前六年，他的父亲才考取进士而重振家声。母亲徐五缘，也是官家小姐出身，为人挚诚朴实，治家井井有条。
1859年谭继洵终于考中了进士并做了京官，谭氏家族上下欢庆，不过，就在这欢笑声里，悲叹与不幸也一步一步地走来了。原来谭继洵作了京官以后，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四岁的女人卢氏作小老婆，后来他虽然也把家眷接到了北京，却过分宠爱小妾，造成了夫妻间的隔阂，所以当谭嗣同降生的时候，这个家庭已经不似从前那么美满恩爱了。
待谭嗣同8岁时，母亲和大哥回湖南老家，把谭嗣同留在北京，小小的谭嗣同就落到了卢氏的手里。这个女人把平时对他母亲的怨恨都撒到了谭嗣同身上，她经常无故打骂和训斥谭嗣同，有时还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让谭嗣同受父亲的责罚。
谭嗣同的母亲共生了5个孩子，3个男孩儿，2个女孩儿。大女儿很小就夭折了，剩下4个长大成人。谭嗣同12岁那年，二姐得了白喉症，由外地到北京来医治，母亲携谭嗣同前去探望。不久，二姐病死。两天后，母亲由于受传染也病死了。大哥前来照看母亲，在母亲去世的第三天也染病身死。
谭嗣同受感染后大病不起，昏迷三日不醒，后来又奇迹般地复活了，他有字叫“复生”就是这么得来的。
他虽然“复生”了，死去的亲人却再不能复生。二哥扶母亲、大哥、二姐的灵柩回湖南老家安葬，孤苦的谭嗣同留下跟随父亲，他已失去了母爱，在父妾的挑拨下也得不到父爱，唯有和二哥的信函可以寄托一份亲情。可是几年以后，年仅33岁的二哥也在台湾官任上病逝了。
这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和不睦的家庭氛围，使得谭嗣同常常感到压抑，感到一种积胸的愤懑和不满，使他极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封建伦理纲常的罪恶，一旦他长大成人就要冲决这网罗，砸烂这世界。
二、长达成人，国是日非：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在这一年，经过明治维新和军备扩充后的日本， 实力大增。再次燃起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一贯奉行着丰臣秀吉的大陆政策，即先取朝鲜，进而进军中国。在16世纪，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期，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想要“泛舟西湖，终老杭州”。所以在他的晚年，一直对朝鲜作战，直至他去世。明朝万历皇帝派兵前往朝鲜帮助朝鲜抵抗日本军队，最终，日军未能得逞。但以后凡是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统治者都始终奉行这一政策。
日本的“大陆政策”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编者注：任何时候千万不要小瞧日本的狼子野心，“七七事变”就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同时他们的侵略野心也逐渐燃起了。到了1894年时，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清政府在朝鲜也有驻兵。1894年9月15，平壤战役爆发，清军与来犯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因为清军最高统帅叶志超的贪生怕死，最终朝鲜被日本占领。此外，黄海大战、辽东之战、威海之战等都以清政府的败绩而终，整个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清政府没有办法，只好派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去日本马关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谈媾和事宜，最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有感》（1896年春谭嗣同作，诗中的“四万万”就是四亿）。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叫做《有感》，作于1896年，即《马关条约》签定的第二年，是谭嗣同有感于国是日非，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挥笔写就的，表现出谭嗣同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读之催人泪下优秀的作品总是可以深入读者的内心，使读者达到内心的共鸣。
少年时的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也是湖南浏阳县人，光绪九年(1883)，欧阳中鹄进京参加会试未中，返回故里后，谭嗣同、唐才常拜其门下就读。他知识渊博，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担任过众多青年才俊的塾师。谭嗣同称其学问“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欧阳中鹄推崇变革，曾发表“变法之论”。谭嗣同后在其影响下加入维新派。
德、日、美、法、英、俄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图：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谭嗣同经历了大清帝国腐败衰落的过程，目睹了列强践踏下的中国到处民不聊生的情景，内心感触颇深。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还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对当局和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加讨伐，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共御外辱。
三、为救亡图存，走上变法之路
谭嗣同及其他维新派人士标新立异的观点和主张，终于引起了一心希望通过变革来拯救时下病入膏肓中国的光绪帝的注意。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参与变法新政。
光绪注定是不幸的，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他的婚姻也是慈禧包办的。
时年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虽体态羸弱，但决心革故鼎新，消除顽疾。光绪召见谭时曾说肺腑之言：“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任使谭嗣同非常感动，大有“士为知己者死”之感，决心倾尽毕生所学，为中国之变法开创先河，纵然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亦无怨无悔，不负圣恩。
然而这一厢情愿式的变法最终触动了以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守旧派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
谭嗣同病急乱投医，找上袁世凯，却被袁世凯告密。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准备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此时光绪帝已感到形势不妙，深夜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见到密诏后抱头痛哭，几经思忖之后，谭嗣同决定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答应，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瀛台位于水中，更像是一座孤岛。
当慈禧太后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大惊失色，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皇帝胆敢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宫廷斗争冰刀雪剑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紫禁城，将光绪痛骂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见到伊藤博文，请他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22到24号的三天时间里，谭嗣同还策划组织要救出光绪帝，可最后没有成功。
决意牺牲。
9月24号，梁启超见到谭嗣同，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谭嗣同不同意，梁启超再三劝说，谭嗣同也不肯走。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吧。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至初六日变（戊戌政变）遂发，时余（梁启超）方造君（谭嗣同）寓，君从容语余曰：“……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摘自梁启超撰著的《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的同谭嗣同的对话。
第二天，谭嗣同被逮捕，在狱中，他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千古艰难唯一死”：戊戌喋血，从容就义
9月28号，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从容就义。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的大道上，六辆囚车在一大群清兵的严密警戒下，慢慢行驶。囚车里，关的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囚车停在菜市口刑场。很快，周围聚集了上万观众，监斩官刚毅，表面上装得神气十足，内心却十分胆怯。谭嗣同正气凛然地向刚毅喊道：“你过来，我有话讲！”刚毅不敢理睬，示意刽子手，迅速行刑。谭嗣同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刽子手举起屠刀，谭嗣同倒下了，从容就义，这一年他年仅33岁。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谭嗣同本来是有机会像康、梁一样逃亡海外的，但是他舍身求法、舍生取义，超越了对死亡与痛苦的恐惧。我们说人生而是高贵的，就是说人可以超越自我，“男儿到死心如铁”，“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坦然地选择了死亡，真正实践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目标。
很难想象，谭嗣同在死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毕竟是人的本能。然而，古往今来，“仗义每多屠狗辈”，前有司马迁笔下的《刺客烈传》里的荆轲等人，今有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他们都超越了这种痛苦，因此是伟大的，他们的死具有永恒的价值。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的生死观往往决定了人的价值观，而最终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和进程。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无论是古代刺客，还是戊戌君子，其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不屈从于任何外来或内心的压力，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我们民族魂的外化。
谭嗣同留下的不朽诗篇。
五、谭嗣同的人生结局是悲剧的：“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撕裂让人看，很多文学著作和文学名篇为什么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意识、无畏精神，如《出师表》、《红楼梦》、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只有悲剧，才能揭示命运的荒谬和人生的真相；只有铭心刻骨的悲剧，才能在人的心中留下痕迹；只有悲剧，才可以促使人们去思索许多关于人生的重大命题，比如个人与民族的定位问题、每个人灵魂的孤独、因欲望不能满足而产生的痛苦、因害怕死亡而产生的恐惧，这些问题都是与生俱来，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也只有悲剧才能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力量。
谭嗣同的悲剧，揭示了在传统文化下苦苦挣扎饱受煎熬的灵魂和其凄婉悲壮的普遍命运，揭示了那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要比常人要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些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谭嗣同是这样，杜甫是这样，闻一多也是这样，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在传承着中华五千年的思想文化，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历史画卷：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120年，对此我们应该深思，“戊戌六君子”的死到底值不值，他们的死是否唤醒了国人心中的某些精神。
后人曾撰写对联悼之：“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实乃对谭公的真实写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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