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是不能随便拜的——舒生读《论语》之四十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逃往日本使馆之际，力劝谭嗣同一起避难。谭嗣同含泪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如果大家都在北京等死，中国维新就没有希望，如果全跑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拿性命担当的话，如何对得起光绪帝。又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随后谭嗣同被捕，四日后未经审讯，慈禧即下令将其与其他五人一道，斩杀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自己家族的鬼而去祭拜，这是谄媚。遇到正义的事情而不去做，这是没有勇气。

人死为鬼，这是古代对鬼的明确解释，可见鬼并不可怕，只是人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而已。突然感觉有点量子物理的味道了。古代鬼与神经常放在一起，普通人死了称为鬼，凡有遗爱在民的就是神。鬼是自己的祖先，神是众人之亲。有人说国人“以成败论英雄”，其实那是官方，民间老百姓是实用主义，谁对百姓好谁就是神。比如关公虽然战败了，身首异处，但百姓觉得他仁义，就建个庙给供起来了，后来还给封了个武财神，全国各地做生意的都拜关二爷，据说灵得不得了。还有孔夫子，活着的时候郁郁而不得志，“累累若丧家之狗”，但死后却被奉为“文曲星”，到处都是文庙，香火兴盛几千年不绝。再看湖南韶山，毛主席逝世才40来年，但已经俨然神明，主席铜像前每天都是香火缭绕，跪拜着络绎不绝。还有地方竟然给人民解放军建庙烧香，让人哭笑不得，这种神灵崇拜可见一斑。

回到原文，这句话的语义十分浅显，但道理却十分深刻，直指人心。祭非其鬼和见义不为都是人心之病，自古有之、于今不绝。其实这背后有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义”，非其鬼而祭是不合乎义，见义不为也是不合乎义。

夫子认为，公私要分明，如果不是神而是鬼的话，自己家的“鬼”才能名正言顺的祭拜，不是自己的祖先而拜，那就是谄媚。夫子2500多年前说的这句话，后世却反复上演，比如《人民的民义》里面“祁同伟哭坟”的段子。达康书记说：“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祁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祁同伟陪同。祁同伟真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头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眼泪鼻涕全下来了……”。这是对祁同伟人品官德的深层次否定，无论他的老师育良书记如何替他洗白也没用，中国人一看就给定性了，看来导演和编剧深知传统文化呢。

相比于哭坟类似下里巴人，“谀墓”就好比阳春白雪。如果既能哭坟，又有谀文，就更能哭出气势，哭出交响乐的效果，但那绝非人人都能办到。2013年4月，周永康曾回乡拜祭祖坟，当地村民说，“他以前都不知道他爸妈的坟在哪里，那次好像是他第一次回来拜祭祖坟。”周家的祖墓在周永康的官越做越大之后，也越来越热闹。每至清明前后，前来拜“鬼”者络绎不绝。来者不乏达官显贵、涵盖军政各界，好不热闹，不知这周家之“鬼”是否能记住这一干人等，而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呢？恐怕他们本来就不是来拜死人的，每次扫墓时，周家人多半陪同，临走时不忘叫他们“跟首长讲一声”。

在这些专程前来为领导家的“鬼”祭扫的各式人等中，大概不乏痛哭流涕的祁同伟之流。当然，也不能仅仅一味责怪这些“非其鬼而祭”的祁同伟们，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祁同伟不就是凭着这些表演而平步青云、蒸蒸日上的吗？足见有些领导们对此还是十分“感动”的。不知这些领导是否听说过舒生老家的那句古语：“凡为官家，娘老子死了挤破门，自己死了没人问”呢？

同样，见义不为就不能做到“义”了，当然也是无勇。众所周知，扶危济困、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人的本能。孟子曾经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和同情心每个人都有。

但问题又来了，当今社会那么多“老人跌倒不敢扶”的事，难道那些都是见义不为的无勇者？那也太打击人了吧。毋庸置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颗道德的种子，都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良知，但如何让种子发芽并茁壮成长，要靠整个社会的氛围，更需要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护航”，“离开制度讲道德就是耍流氓”。儒家“重道德，轻法治”的缺项，需要依法治国来弥补。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是可以大有作为。比如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无罪推定”的庇护，用制度牵引人们走出“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就不敢做好事”的窘境。见义勇为者没有后顾之忧，扶危济困必然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