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01 大屋顶
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带来了苏联的建筑理论，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要求中国的新建筑，在外形上要表现出中国的民族特点。
50年代初，梁思成到苏联访问，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新西比尔斯克等城市，接触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等为首的四十多位建筑界、美术界、理论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无不一鼓吹“民族形式”的建筑。
什么是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莫尔德维诺夫院长说：“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关心劳动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物质和精神上不断提高的需要，在设计中去满足它。”
梁思成在苏联学习中最主要的收获是认识了苏联建筑的总方向，基本原则就是设计、研究、建造、发展反映社会主义面貌并具有民族特有风格的建筑。莫尔德维诺夫院长说：“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美的问题的时候，建筑师就应当利用各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
1949年初，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接着是“抗美援朝”的深入开展。建筑师们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出于民族自豪感，在感情上很自然而合理的接受了“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梁思成也在1951-1954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民族形式”的理论。
50年代初，建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大量出现，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数量不足，设计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建筑师们在学习苏联民族形式先进经验的号召下，一时纷纷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来设计新的建筑。尽管梁思成曾强调“要尽量吸引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但建筑师们包括梁思成自己都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起始阶段，从而导致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风行一时，遍布全国。以致作者林洙说，今天在中国大陆提起梁思成，大部分人都会以一种嬉笑的态度说：“知道，知道，‘大屋顶’嘛！”其实梁思成生平只设计过一个仿古建筑，即扬州市的鉴真纪念堂，也是梁思成最后一件设计作品，形式上仿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这项设计曾于1985年获全国优秀设计奖。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各报陆续揭发了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设计中导致浪费严重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还在颐和园畅观堂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批判组共写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连清样都打好了。幸亏周扬同志发言，阻止了这些批文章的发表。
这个运动对清华建筑系自然震动很大。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些梁思成当年学生的回忆，描述了这场运动对梁思成、对清华建筑系师生的巨大冲击。当时建筑系的年轻党员教师（都是梁思成的学生）曾联名写信给北京市委，支持梁思成反对拆除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和北京城墙及保护古建筑等的建议书，惹得当时北京市某领导人大怒，一天晚上，他把系里党员全叫到市委去，亲自训斥一通。
在这种高压下，清华建筑系终于动了起来，人们纷纷写文章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义”思想，仅管后来只发表了十来篇批梁文章就收场了，但对一个学术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无论是对梁思成本人还是对广大建筑界都是无益的，反而使一个学术性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研究，并在以运动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方面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作者和许多人一样，很担心梁思成是否能接受得了这样的批判，林徽因刚去世，他自己也正患重病住在同仁医院，这一连串的打击他经受得起吗？
运动之初梁思成不同意这些批判，后来他学习了“设计施工工作会议”的许多文件，文件揭发了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又与他恳谈。他服了，承认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设计偏向，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56年1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公开检查。因为他信奉父亲梁启超常用来教导他的一句格言：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
尽管挫折和打击一个接一个，但梁思成并不在意个人的荣辱得失。1956年2月6日，正在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梁思成怀着激动的心情经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要求入党的愿望，并托周总理将信转呈毛主席。毛主席于同月24日批示：“刘、彭真阅，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刘少奇圈阅后，彭真也作了相应批示。1959年1月，梁思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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