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舒翰在受命之前，已经身染中风。中风这种病，即使是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人都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更不用说唐代，医疗条件非常原始，只能做一些保守治疗，要想恢复到正常的做一般工作的状态几乎都不可能，更不用说指挥作战这种高强度劳心劳力的工作了。玄宗在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还要坚持对他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之举。当时集结起来的部队，除高仙芝留下的八万多人外，又陆陆续续加入许多部队，有河西、陇右、朔方诸镇的，还有西北各蕃部的，计有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个部落，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像这样一支包含有禁军、不同节度使区的边兵、新募兵、仆从部落兵的成份复杂、规模庞大的联军，有资格作统帅的，只能是老资历的现任大战区节度使。符合这一条件的，当时只有两人，除了哥舒翰，另一位是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安禄山反叛以后，他也失去了朝廷的信任，改任户部尚书。而时任河西、陇西节度使的哥舒翰，如果不考虑身体原因，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哥舒翰带领部队到了潼关后，并没有执行东向收复洛阳计划，而是停顿下来，在潼关组织防御。关于这一转变背后是否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以及转变的决策过程已经无从查考，散见历史记录的只是将领们对东进洛阳的反对态度。
《旧唐书 哥舒翰传》记载，哥舒翰进驻潼关以后，“数奏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他的着眼点是将战争拖下去对叛军不利，就唐军自身能力以及东征的可行性等问题，并没有涉及。
《邠志》记载：“郭子仪﹑李光弼将进军，闻朝廷议出潼关，图复陕﹑洛，二公议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贼素知诸军乌合，不足以战。今禄山悉锐南驰宛﹑洛，贼之余众尽委思明，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质叛徒之族，取禄山之首，其势必矣。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乃陈利害以闻，且请固关无出。”郭李二人的议论大概是在天宝十五载四月郭子仪、李光弼常山会师以后，嘉山战役发生以前。
也许是统帅们的意见尤其是哥舒翰的坚持才促使玄宗改变了主意，不再坚持及早出兵收复洛阳。这项计划的搁置对其他战场也产生了影响。天宝十五载一月的时候，“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三月份，“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之后，郭子仪率兵出井陉，于四月份与李光弼一道对史思明发起了九门之战并赢得胜利。郭子仪这一系列不寻常动作如果用玄宗的决策变化而引起的来解释就比较合理了：一月份被召回时，是为收复洛阳作准备。回朔方期间，玄宗放弃东征计划，郭返回原地，之后毫无顾虑地进军河北。
从军事角度看，放弃东向攻打洛阳计划无疑是一项正确决策。高仙芝弃守陕郡，对崤函通道的控制权易手，叛军可以自由往来，唐军要东进就不那么容易。即使能够克服险阻，出崤函通道，拿下陕郡。一旦进入到伊洛平原，顿兵于坚城之下，面对十几万士气正旺的河朔劲旅，以唐军当时的状况，到底有几分胜算，明眼人是很容易看得清楚的。
叛军拿下洛阳以后，并没有急于进攻长安，只是在天宝十五载元月的时候，安庆绪率兵对潼关进行过一次进攻，被击退。总的来说，这一年的前半年，潼关方向所受的压力并不大，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在潼关方向相对平静的这段时间里，东部各个战场却是另一番景象。
河北道。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天宝十五载正月发起的河北十七郡自发性反抗行动，发起不久即遭到叛军反扑。“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饶阳太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二月，李光弼率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进入河北，与史思明叛军在常山展开拉锯战。四月，郭子仪率军出井陉进入常山，与李光弼会师。五月，唐军与叛军在嘉山决战，叛军大败。史思明退守博陵。
河南道是江淮向关中补给的两条线路——运河漕路和江汉漕路的必经之地。叛军占领陈留、洛阳等黄河沿线城市以后，运河漕路断绝，只剩下江汉漕路一条线。叛军继续向南进攻，威胁江汉漕路，并试图进入江淮地区。在这一进攻方向上，分布着淮阳、雍丘、睢阳、颖川、叶县等郡县。向雍丘、睢阳进攻的叛军，遭到真源令张巡部的阻击，睢阳直到唐军收复两京后才陷落。颖川由颍川太守兼防御使薛愿拒守。十五载正月，唐廷设立南阳节度使，以南阳太守鲁炅为之。鲁炅率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兵五万人在叶县北布防。五月，安禄山部将武令珣、毕思琛攻破叶北防线，击溃鲁炅所部。鲁炅退保南阳。虽然整个河南道唐军比较被动，但叛军一直没有突破唐军的布防，深入到江淮地区。
综合以上，这一时期叛军面临的形势，可以用“前进受阻，后院起火”来概括，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安禄山居然有了“议弃洛阳，走归范阳”的打算，只不过唐廷实在太衰，还没等到这一天就自己送上门让安禄山翻盘。
潼关部队的东征计划重新被提起并于天宝十五载六月份付诸实施，很大程度上是驻潼关的将领中间出现了以马军都将王思礼为首的反杨国忠势力，企图诛杀杨国忠，杨国忠出于自保，鼓动玄宗作出的决定。
《资治通鉴》记载：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上许之，使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又募万人屯灞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灞上军隶潼关；六月，癸未，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
王思礼，高丽人，早年与哥舒翰同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衙将，哥舒翰守潼关，奏充为元帅府马军都将。军中事务，哥舒翰“独与思礼决之”。王思礼鼓动对当朝宰相进行劫杀，仅仅因对其“骄纵召乱”有意见，未免牵强，根本原因是想通过动杨国忠以求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分一杯羹。对于潼关驻军来说，想达到这一目的太容易了—实力强大且所处的位置有利，行动起来朝廷几乎无还手之力，所缺乏的只是行动的合法性依据。“骄纵召乱”可以作为皇帝处置杨国忠的依据，但不能成为军人私自处置的合法性依据，这也是哥舒翰与王思礼意见不统一的原因所在。不过，杀杜乾运事件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这干军人已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不排除下一步会公开翻脸向朝廷叫板。一旦出现这种形势，玄宗可能迫于压力与杨国忠切割，杨国忠被推出来为整个事件负责，玄宗推卸了责任，军人取得了合法性依据，危机圆满解决。这才是杨国忠所真正恐惧的，也是他极力促使哥舒翰东征的根本原因。
站在杨国忠角度，此时他面临的内部威胁要远大于外部威胁：安禄山远在洛阳，对他的威胁还未达到感同身受的地步；潼关近在眼前，那些充满敌意的军人时时刻刻都能要他的命，尤其是杜乾运的死，已使他嗅到一股浓浓的死亡气息。所以必须首先排除掉眼前的威胁。以他的赌徒性格，为达到目的，那怕后面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
前面已经说过，哥舒翰率领的这支部队总兵力大约有二十万，几乎是唐廷所能纠集到的所有机动兵力。这样一支大部队，用来守潼关绰绰有余，只有用于进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其他战场上的唐军都与敌殊死作战的时候，作壁上观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所以，作为执行层面的潼关军事领导层，无论东征背后有什么政治黑幕，都必须在驻守潼关的这段时间里为进攻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
军事行动不可能是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才可以启动的，有时是政治需要，有时是作战整体需要，部队都不得不去打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取胜的仗。作为部队领导者，必须对此有充分的预想，并组织部队做好相应的准备，这样不管面临什么情况，才可以从容应对。就这次东征来说，如果潼关部队有充分的作战准备，即使不能攻取洛阳，也可以组织一次有限度的攻击行动，拿下陕州，恢复对崤函通道的控制。如果能达成这一目标，说不定真能促使安禄山放弃洛阳。但实际上，即便是这样的目标，对这支部队来说都是一种奢望，抛开部队本身的作战能力不论，部队领导层面自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统帅哥舒翰，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个人能力，都无法充分掌控这支部队，部下将领们忙于内斗，从上到下根本没有为将要到来的大战做准备。《资治能鉴》记载：
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鬬志。
这种状况，主帅哥舒翰心里应当是很清楚的。在玄宗得到陕州方向“贼殊无备”的情报后，命令哥舒翰“悉众讨之”时，哥舒翰回复：
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 。
从哥舒翰的回复可以看出，他对当面敌情的掌握甚至都不如远在深宫里的玄宗。玄宗虽然得到是错误的情报，但却是实实在在侦察得到的；哥舒翰因为对当面敌情不了解，所以只能用经验推断来应付，以求不出兵。如果哥舒翰对当面敌情有充分掌握，肯定也会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以证明敌军并非无备，这样肯定会比用大道理搪塞有说服力得多。这样的说辞当然是很难打动玄宗的，再加上杨国忠从中撺掇，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初四丙戌，大军出关。这场关乎唐王朝的命运之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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