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进京陛见，正被安禄山反叛弄得心神不宁的玄宗问计于封常清，封常清很有信心地说：“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大喜，第二日就任命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马赴洛阳。

玄宗给封常清开了张空头支票：范阳、平卢节度使，把安禄山占着的位置打包给了封常清，决定了常清没有自己的班底——都在安禄山那儿，并且在洛阳的行动不能自专，必须要和东都留守的机构协调进行。

封常清到洛阳后的活动，《资治通鉴》记载：

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

《旧唐书 封常清传》记载：

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 皆佣保市井之流。乃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

河阳桥在洛阳以北黄河上，是通往河东的要道。安禄山身兼河东节度使，在当时局势混乱，情况非常不明朗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河东军到底叛没叛，断掉河阳桥可以防止叛军从河东打过来，以保障洛阳北边的安全。

以上引文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封常清到洛阳以后接手并统领了洛阳防务。这意味着封常清领受任务的改变——由攻势型的平叛变成在洛阳打一场防御战。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叛军进展太过迅猛，朝廷意识到常清原先担负的任务已不可能实现，所以及时作出调整，改成在洛阳组织防御。如果是这样的话，朝廷肯定要进行正式的明确，并在组织上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让常清兼任东都留守什么的。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没有明确，那就是东都留守政府与封常清达成一致：将本来由自己担负的洛阳防御任务转交给封常清，由封常清统一负责指挥。从常理推断，这也不太可能。首先，封常清自己有任务，他不大可能放着自己的任务不完成去接手洛阳这个烫手的山芋，这样对他来说不但背上了个大包袱而且面临着丢失洛阳后无法给朝廷交待的境地。其次，封常清只是个空头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京留守李憕、河南尹达奚珣在位，当地政府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双方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进行责任的移交。还有，封常清是在武牢前线指挥作战，武牢距离洛阳城近100公里，如果封常清统一负责洛阳的防御，他的指挥位置就应当在洛阳，而决不会是百公里外的武牢。

所以，负责洛阳城防务的不是封常清，而是东京留守政府。这个结论是有史料依据的。《旧唐书 忠义下》记洛阳留守李憕事迹：

其载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人心震惧。玄宗遣安西节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为将，召募于东京以御之。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珣，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迁憕礼部尚书，依前留守。

《旧唐书 安禄山传》：

东京留守李憕、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烧绝河阳桥。

李憕迁礼部尚书是在封常清到洛阳以后，叛军迫近以前。这次迁官是对李憕留守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朝廷并没有临阵换将的意思，仍让他负责东京留守。

既然封常清并没有统领洛阳一带的防务，那么两者就只能是分工合作关系。部署应当是这样：

常清将主力屯在洛阳东的武牢，如果打胜了，可以转守为攻，收复失地。如果败了，就逐次抵抗，退守洛阳。东京留守政府在封常清屯兵武牢期间，组织了洛阳城的防务。

封常清十一月十七日从长安出发赶往洛阳，到十二月七日开始与叛军接战，满打满算二十天时间。其间，用了十天在洛阳募兵6万。几乎同时，高仙芝也在长安募兵，共招募11万兵力。根据天宝十三载的人口统计，长安人口196万，洛阳114万。两相比较，6万人应当是洛阳动员的极限。从这点也能看出，东京留守政府和封常清之间配合还是非常好的。

洛阳城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垣组成，光外城周长就有28公里，在当时属于超大型城市。仅有的6万兵力，同时兼顾洛阳城和武牢根本不可能，所以留在洛阳守城的兵力非常少，大部分都去了武牢。反正东来的叛军要打洛阳肯定要走武牢，守住了武牢就守住了洛阳。

十二月二日，叛军从灵昌渡口（今河南滑县境内）渡黄河，连陷陈留（今河南开封）、荥阳（今河南郑州）。十二月七日，叛军前锋抵达武牢，与早先到达的政府军相遇。封常清带的这些兵没来得及训练，有的手上还没有武器，赶到武牢后还没有布防完毕，就遇上了叛军。两军遂列阵对攻，战斗没有任何悬念，叛军骑兵一冲锋，政府军就败了下来。

封常清收拾残兵，向洛阳方向且战且退。十二日，叛军从洛阳东南西北四门攻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常清与叛军战于都亭驿，又大败；退到皇城外宣仁门又战，又大败。于是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逃走。

封常清一口气跑到了陕州。在这里遇到了老上司、老搭档高仙芝。

高仙芝时任副元帅，统兵东征。《资治通鉴》记载：

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旨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彍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宧者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

丁丑日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对高仙芝的任命是在任命封常清六天后作出的。在这五六天时间里，各个渠道的消息已经汇集到长安，使玄宗对局势有了比较客观的判断，所以才郑重其事作出这样的安排。十二月丙戌日（初一），高仙芝率领部队向陕州开进。这个时候叛军还在河北没渡过黄河，封常清正在河南募兵，而部队只开到陕州不再往前，主要原因应当是这些兵力根本不足以平叛，只能先保障长安的安全。这样以来陕州以东只好任由其自生自灭了，洛阳的仗还没有打，但命运已经定了。

十二月初七日，玄宗又下了道诏书，命令朔方、河西、陇右兵除留守城堡之外，全部开赴行营，并命令各镇节度使亲自率领，限二十天内全部到齐。至于各部队到齐后的任务，诏书上这样说：

“今亲总六师，率众百万铺敦元恶，巡幸洛阳，将以观风，因之扫殄。”

如果到时洛阳已经失陷，无疑陕州将被作为平叛的前进基地，部队将由此出发与叛军决战，收复洛阳。

陕州（今河南陕县）位于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黄河谷地中，南依崤山，北临黄河，连通长安与东部地区的崤函道穿境经过，是东西来往必经的要地。陕州还是黄河漕运线上的重要枢纽，隋唐以来在此建有三个大的转运仓——太原仓、集津仓和盐仓，里面储满了运往长安的粮食。

叛军要从洛阳进军长安，首先要攻占陕州，再经过狭长险峻的崤函古道，才能叩响潼关的关门。对唐军来说，只要守住陕州，就可将防线从潼关向东前推一百多公里，增加了防御的弹性，给长安再上一道保险。以此为基地东进平叛，不仅不用克服潼关东向过崤函道的重重险阻，还可以直接利用三大转运仓库中的粮食，省却长途转运之苦。高仙芝所要做的，就是在后续部队开到之前，守住陕州。

随着洛阳的陷落，陕州也陷入风声鹤唳中，官吏、老百姓纷纷逃离州城，连太守窦廷芝也渡过黄河跑到河东去了。多亏高仙芝能提早赶到，否则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这处要地。

逃到陕州的封常清考虑的，是对洛阳的惨败如何向玄宗交待，曾“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之见。乃自驰诣阙,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还仙芝军,白衣自效。”从玄宗一开始的反应来看，他并不想很快对封常清作出处理，或者是对如何处理还没有拿定主意。只是在封常清反复派使者奉表陈情，甚至亲自往长安跑求见的情况下，才对其作出“白衣自效”的处理。

白衣自效不算一种非常正式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多是用于军中，而且又都是君主特别的命令。在封常清以前最有名的白衣自效处理发生在高宗时期，当年高宗征辽，令刘仁轨监统水军，结果误期，刘仁轨受免职的处分，但高宗爱惜刘仁轨的军事才能，特令刘仁轨“以白衣随军自效”。后来，辽东军情紧急，高宗又起用刘仁轨。

这样处理封常清是比较适当的。当初玄宗没给封常清一兵一卒，让去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一开始就对封常清的豪言壮语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常清大败逃归也是在意料之中。几乎没有投资，却想要大的回报，肯定是风险高胜率小的赌博，这点道理玄宗还是懂的，所以不大可能重处封常清。至于洛阳的失陷，就像前面分析那样，不在封常清的职责范围内，他不必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封常清没有后来的事情，这应当就是对他最终的处理，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次获起用。可惜的是，封常清不仅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把握住，接着又捅了个更大的娄子。

封常清当过高仙芝的随从、副手，高仙芝对其一向是言听计从。在陕“白衣自效”期间，劝高仙芝说：“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封常清出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高明，难怪当时官方都怀疑他的动机，《肃宗实录》这样说：“仙芝领大军初至陕，方欲进师，会常清军败至，欲广其贼势以雪己罪，劝仙芝班师。”可这样的馊主意高仙芝居然采纳了。撤退组织得非常混乱，据《旧唐书》记载：

常清、仙芝乃率见兵取太原仓钱绢，分给将士，馀皆焚之。俄而贼骑继至，诸军惶骇，弃甲而走，无复队伍。

几乎在高仙芝撤退的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军在振武军(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打败了来犯的叛军大同军使高秀岩部，并继续向东南追击，收复了河东的战略要塞静边军城(今山西省右玉西北右卫镇)，包围了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准备由河东进入叛军老巢河北。如果高仙芝没有撤守陕州，下一步，待长安方向的部队集结完毕后，两支唐军将呈南北对进之势，将叛军压缩在河南河北这片狭长地带，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叛军的覆灭将指日可待。而撤守陕州，放弃了崤函通道，使长安方向的唐军东进计划实施起来变得困难重重。实际上，由于叛军控制了崤函通道，唐军能否出潼关向东都成了问题。而安禄山，则可从容地从河南派兵支援河北留守的叛军，对付出现在河北的唐军，确保后院不起火。

唐军在战略上一下子变得非常被动，高仙芝、封常清必定要为其轻率付出代价。这时候，勾魂使者出现了，他就是监军使边令诚。

高仙芝与边令诚也算是一对老战友老搭档了。天宝六载，高仙芝统兵大破小勃律时，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当时攻拔连云堡后，边令诚不敢往前走，高仙芝就照顾他，给他三千人守城，边也没有干涉高的进一步行动，结果高仙芝一举成功，“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及至高仙芝凯旋后被上司夫蒙灵察因嫉妒功劳而大骂“啖狗粪高丽奴”而“不知所为”时，“令诚密言状于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忧死，后孰为朝廷用者？’”于是，“帝乃擢仙芝鸿胪卿、假御史中丞，代灵察为四镇节度使，而诏灵察还。”

就是这对曾经共患难过的老搭档，居然在出兵后的十多天时间里关系恶化了。究其原因，据《资治通鉴》说是“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而《新唐书》说“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暗示令诚向仙芝索贿，仙芝没有满足，因而生恨。仔细分析，这种说法可能性很小。因为两人是老搭档，以前处得很好，彼此性情都很了解，如果边令诚有这方面的爱好，高仙芝应当很清楚，且他“家财钜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是个非常大方的人，不可能不会满足边令诚这点要求。而公务方面的矛盾肯定有，至少在撤守陕州上两人的意见就不一致，否则边令诚也不会为此向玄宗告状。

从常理推断，撤守陕州这件事，高仙芝事先并没有向玄宗请示取得同意。边令诚作为代表玄宗的特派员，对此事持反对意见，但拗不过高仙芝，只能眼睁睁看着陕州被放弃，部队退守潼关。满腔怒火的边令诚到长安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桡败之状。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边令诚这样做，不仅仅是对高仙芝不听自己意见的报复，更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撇清责任。

可以想像得到玄宗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后果当然很严重，“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

癸卯日是十二月十八日，距离高仙芝出兵陕州刚刚十八天。

封常清死前托边令诚交一份表章给玄宗，表是这样写的：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这份表章文辞很感人，但不能回答对他“以贼摇众”，使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的指控。而且反复要求向玄宗表白的所谓“社稷之计”，无非是：逆贼确实太厉害，朝廷一定不要轻视。这个不用说玄宗也明白，否则他之前也不会变着花样笼络安禄山了。

高仙芝死前对擅自撤退弃地没有异议，只是对“盗减军士粮赐”的指控不服，不过联系到陕州的转运仓库中不仅存储着粮食，还有钱绢，高仙芝是不是在这儿犯了错误，也未可知。

高仙芝、封常清作为才能出众、战功卓著的军事将领，在同一天见杀，确实是一场悲剧。但细溯这场悲剧的来龙去脉，会发现玄宗对两人的处理还称得上是罚当其罪的。至于监军边令诚，本来就负有“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的职责。他控告高、封两人的事情，事实基本符合，似乎也说不上中伤陷害。他所做的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要怪也只能怪万恶的太监监军制度。不过话说回来，高仙芝有太监掣肘着都这样尽性而为，如果没有的话，还不直接将长安都弄丢了。

边令诚的结局也不好。潼关失守，玄宗西逃的时候，安排边令诚留守长安。这样的安排，可能也是因为高仙芝的牵连。叛军攻陷长安，边令诚就投降了安禄山，后来又逃归，被肃宗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