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职业就是“卖保险”，虽然在近一年前，我很强迫症地和很多人强调我是寿险规划师，并在听到有朋友惊讶地问我“怎么去卖保险了？”的时候，肝火上身怒涌心头，告诉他：我不是什么卖保险的，我是寿险规划师！
事实上我就是个卖保险的。
我在34岁的时候，毅然决然放弃了十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去Metlife从零开始了另一份从未从事过的工作——卖保险。
这不是职业回忆录，而这篇文章的重点也与职业发展关系不大，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宿命，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节点，我开始郑重地去思考死亡。
你惧死去吗？说实话，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害怕。我怕疼、怕面目全非、怕浑身充满了衰败的体味……我更怕在我临近死亡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关系，都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我在人生的最后几天看到想到的，是不得不带进坟墓的死不瞑目。
和保险公司的接触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我很清楚那时候我的工作困境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不自由，一个是行业发展已经几近穷途末路。我就是想进入金融行业，所以就当下而言，保险公司是比较好的一个去处。最后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10月份老公父亲的去世。
老人家是转移肝癌去世的，临去世那几天我基本上天天都去医院探望，那几天所有肝癌的并发症一齐在他身上爆发，直到现在我好想还能闻到那种死亡的味道，难过、压抑、令人作呕……在确诊肝癌晚期直到去世的两年时间里，都是他老伴儿在伺候着，真的是“伺候”。那时候很心疼老婆婆，快七十的人了，这究竟是出于相濡以沫的感情，还是其他什么。我曾经很隐晦地提出过，找一个护工吧，至少翻身清理的时候，能轻松点。结果可想而知，没钱。
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人，挺能攒钱的，劳苦大半辈子，硬是从不高的死工资里抠出来了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现金。这笔钱用来做什么？绝大部分老人会说是为了不连累孩子，但是绝大部分老人手里攥着这笔钱依然不敢看病，为什么？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做父母的不能在死后一点东西也不给孩子留。
这个，就是血脉的传承：体现在肉体上，就是繁衍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体现在物质上，就是遗产。动物性的繁衍，是本能，到了成熟的年龄就会有性的冲动，以此来完成繁衍的责任，让家族的基因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但是“遗产”问题，中国的父母更倾向于“给孩子留点什么”，可能是钱可能是房子，可能是一些贵重金属……唯一一致的是，这些给下一代留下来的东西，来源于上一代的节衣缩食，严重点说，来源于父母们牺牲掉的生活质量，以及他们的晚年生活。
和父母们相比，我们对生活不确定的恐惧，来的更早。所以，我们难免一生都会在未雨绸缪中度过，而我们周边的亲人或老师，从我们开始认识世界开始，便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什么是“奋斗”；我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拼杀的第一件事，就是步步为营地去学会，规划自己的一生。
一直以为我会在这种数据整理分析一样的计算中，将自己的这辈子过得滴水不漏，而数度自诩有足够的智商和情商，让自己在此中游刃有余。然而，算得了目标，却算不过生死，当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死亡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时，首先改变的是我对世界的那份虔诚。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是有着信仰缺失的，更可怕的是，我们都以为自己有着自己的信仰。在我看来，信仰是什么？实际上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凌驾于其他所有思想之上的一种态度。
最高深的思想，往往会用一种最朴素的表达，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仅仅是为了说话而说话。我所有一切的思考，都起源于我自己在某一个时刻直面死亡，无论死法。而我认为的基于“为自己负责”的信仰，没有高大上的光环，也没有形而上的指示，这是一种太普通不过的思维：把自己管好，不去麻烦别人，这便是最直接的责任观。当然，目前我对于建立自己的信仰之路，刚刚开始始于“为自己负责”之下。
当我们还没有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某一天真的会死去的时候，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从窒息、到深度昏迷、再到吐出最后一口气……灵魂离体，我们是不会感受到一种令人恐惧的急迫感，似乎我们没办法去未雨绸缪，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育过我们，如何去为了死亡而“未雨绸缪”。然而，在死亡的面前，其他所有的目标都多么虚无缥缈，我们这辈子能够真真正正确认一定会实现的，其实真的只是死亡。除此之外所有的目标皆有变数，死亡是注定的。
人类这种生物，无论在什么发展阶段，都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最本能的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我们技术性的追求，便是用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一个确定的目标是多么地重要。既然人生最确定的目标是死亡，为了死亡将要做些什么，便是真命题了。
再回到我卖保险那件事，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工作，能更早期地为死亡这个目标做准备呢？好吧，在我三十多岁终于从灵魂深处承认自己成人的时候，我选择去从事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天天将死亡挂在心里挂在嘴边，如果你不想我便引导你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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