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经》、《庄子》、《文选李善注》、《宋诗选注》。四部经典或可理出一条线索，一种治学思路。
《易经》可谓中国文学之滥觞，是一部盛传至今的元典。元，也就是开始的意思。《易经》里说：“大哉乾元。”又说：“元亨利贞。”乾为阳，为天，天行健。《坤卦》里说：“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就是地，顺也，可以载物，阴也，乃以配天。有了天地，万物方生，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易经》的乾坤二卦正说明此点。
纵观整部《易经》，除了那些爻辞和卦辞之外，还有几分散文的韵致。书中所述，皆有散文之风。“君子终日乾乾，夕若惕” “潜龙勿用”、“大哉乾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履霜，坚冰至”，莫不是散文佳作的句子，这是一点。从中可见，《易经》似乎开启了一扇门，无论《易经》为谁所作，它都不失为一部具有文学意味的著作，是后世创作之源。当然，说它是一部文学作品显然有些牵强，事实上，从表面看来，它只是一部供先民使用的占卜之书。但其内在又不只如此。我一直以为，若要治学，则必追其源流。《易经》就是源，是治学之根也，是治学思路形成的一个开始。
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思的问题，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形而上的思考。《庄子》会给出一些启示。《庄子》一书实为《老子》的延续。《老子》五千言，言简而意丰，难以言明，而《庄子》则借寓言巧妙传达。《逍遥游》就是一篇代表作，借大鹏之逍遥，而言人之逍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让人仿佛陷入虚境，而只有入了虚境才能思考有无，明白生死，如此则可谓之“发思”，发思，生发思维也。《庄子》就是发思之作。《天下篇》梳理了同时期各家之言，论之以利弊，儒道法各派，全在笔下，这也是一个发思的过程。
个人以为读《庄子》不应只读到寓言的神妙和散文的汪洋，更应该读到形而上之思，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核心。西方所谓“逻各斯”、“绝对精神”、“绝对意志”，不如说是道。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非常道，那就不能按常理出牌，所以读《庄子》须尝试多元的角度，这样一来，“发思”的功效就更为突出了。
发思只是第一步，治学的思路当然不止于发思，思是一个关于“什么是”的问题，而我们进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是”。不妨这样说，“怎样是”倾向于形而下，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是“器”，是一个做的问题。《文选李善注》和《宋诗选注》，此二书算是一个方向。
《文选李善注》可以被称为一门学问，前人所说“选学”，实则“文选李善注之学”也。萧统编书，李善作注，不得不说，这作注的真是不一般。其中有训诂、音韵之学，所引材料极为丰富，历来为学者称道。在此举一例：
开芳及稚节，含采吝惊春。
李善注：以草喻人也。草之开芳，宜及少节，既以含采，理惜惊春。夫草之惊春，花叶必盛。盛必有衰，固所当惜也。陆机《桑赋》曰：舋稚节以夙茂，蒙劲风而后凋。曹毗《冶城赋》曰：含彩可以宝珍。孔安国《尚书传》曰：吝，惜也。
此注既言句意，又追出辞源，其后训字，条分理析，是读诗与评诗的一个模范。当今的中学教学，就语文而言， 只教些诗句的翻译，此外无他，实为一大憾事。
《宋诗选注》也有自己的特点。试举一例言之：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柳枝词》
注：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别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是江南。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得多了。
此注好在不堆砌材料，而是于比较中透出自己的见解，颇具个性化。钱钟书的注释有一种回到传统的迹象，也就是回到古代笔记传统，凡读到触动心弦处，信手一笔，便录下了自己最为真实的感觉。所谓学术上的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去掉条条框框，只以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表露心声。
这二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学文”的方向，怎么学文呢？就是要回到文中，联系所读之书，一有所思便记录下来，把什么权威通通抛掉。在那些话语霸权的压迫之下，哪里还有自己的东西。像李善和钱钟书的注释里，哪里找得到诸如“某某专家说”、“某某学者指出”这样的句子，他们都是有思想的人，至少比大多数人思考的更多。治学最为可贵之处，大概就是融会百家之长而又不失去自我吧。
由上观之，四部书为我们的治学提供了一种思路。《易经》是“追根”之书，凡治学，必有其根，无根则何以立？《庄子》是发思之书，思之生发，道之至也，不固守一端，不囿于文本，形而上者，治学所需也。《文选李善注》、《宋诗选注》则为学文之书，“追根”、“发思”还只是准备，到了“学文”，就要落到实处了，就要面对各类之文。其方法是回归传统，而不是走西方的路子，把“学文”当作一种追求效益的工作，“学文”是一种生活方式，你怎样“学文”，预示着你讲怎样去开始你的生活。
从《易经》到《宋诗选注》，我们能看到的或许不仅仅是一种治学思路，还会有更多可以也值得去讨论的地方，愿后来者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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