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河文化是程朱理学之源

乌河文化是程朱理学之源

文／高保民

研究盂县文化，乌河文化不可或缺。乌河文化是仇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朱理学从南宋起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影响了中国700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影响着人们相当多的意识行为。元以后，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乌河文化是程朱理学形成的重要策源地，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故仇犹文化的精髓，也是程朱理学的形成基础。乌河文化是仇犹文化的一脉，所以仇犹文化也即程朱理学之源。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之所以说仇犹文化之一脉乌河文化是理学之源，是因为在北宋乌河上文侯氏家族出了三位著名的思想文化人物。第一位是程朱理学中二程（程颐、程颢）的母亲侯氏夫人，第二位是侯氏夫人的弟弟候可，第三位是侯氏夫人的侄子侯仲良，都与“程朱理学”的形成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位关健人物也为推广程朱理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宋代盂县人一一李允则。

二程之母候氏，是北宋官至殿中丞的乌河上文村进士候道济之女，自幼聪慧过人，好读书而博古通今，其父每以政事问之，必回答的十分合意，其父常叹曰“可惜你不是个男子，不然必为国家有用之才。”19岁嫁入程家后，孝敬公婆，宾敬叔姑，尊敬内外亲朋，与丈夫相敬如宾，谦顺自牧，小事也不专必禀之而后行，可见夫人崇礼之致。二程年幼每到吃饭时。夫人把二程置于座侧，遇旁人给孩子吃偏食，她便制止道：“小时养成享受欲望，长大后该如何办呢？”这应该就是二程自幼形成“存天理，灭人欲”的最初雏形。夫人以严、勤、俭、朴、诚、敬的儒家道德思想教育二程，使二程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儒学熏陶，最终成就了他们的理学思想。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後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后世理学更发展到了对妇女要求达到“三从四德”的标准，可知程朱理学影响的深远。

侯可，候道济的儿子、候氏夫人的弟弟、二程的舅舅，对二程的影响也极大。程颢在《殿中丞侯可墓志铭》称侯可“平易仁恕，中怀洞然，至于轻财乐义，安贫守约，急人之急，忙人之忙，忧人之忧，谋其道不谋其利，忠于君不顾其身，古人所难能者，先生安而行之。”候可的这种心性的形成与大宋当局广设庙宇在盂县推行的忠义文化十分相关，程婴为保赵氏孤儿而忠于君不顾其身的事迹也可能确确实实影响了侯可并影响了程颢。程颐也在《闻侯无可（即候可）应辟南征》诗中盛赞候可“人称孔子生关西，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可见侯可在程颐心中的地位之高，竞把他抬到了儒学宗师的地位。可以看出候可的思想体系对二程理学形成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涵，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迪影响作用。

侯仲良，与二程为外表兄弟、候道济的孙子，在学术上与二程师出同源，都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门生弟子。候仲良与二程从小相交往来，长期随程颐求学，深得二程理学真谛。靖康元年候收胡宏为弟子，胡宏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二程理学之真传，形成了南宋湘湖理学派，其弟子张栻影响到了朱熹，由朱熹集理学大臣而成就了精深博大的程朱理学体系。候仲良有著作《侯子雅集》与《论语说》流于世，过去在盂县书院和试院中，曾建有“候子祠”，以表示对这位先生的礼敬。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二程的学术理念形成与上述三位盂县人的相处密不可分，故说程朱理学起源于盂县乌河文脉当非虚词，也是盂县地域文化滋养的结果。他们学成之后又返回盂县在省亲时进行讲学传道之举，应当视为一种返哺之义，“程子岩”下的兴道村也以此为“道学所兴”而役名，可知当初盂县理学气氛之浓，特别适于二程讲学。

“岳鹿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为后世传播程朱理学起到了关健的作用。也与盂县人李允则出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太守有关。他到任后，增拓建筑，扩大规模，致使“居益加茸，生益加多”；同时呈请真宗亲自为书院选定课目，并请皇帝赐赠国子监诸经释义、义疏、史记、玉篇及唐韵等书，从此书院形成了具有讲学、藏书、和祭祀三大功能的格局，“自是书院甲天下”名闻四海，侯道济的弟子张拭在书院讲学时，朱熹自闽来访张拭，留止2月，讲学院中，与张拭论中庸之义，手书“忠、孝、廉、节”被后世刊刻成碑。书院把对建设书院有功的先儒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六人奉为“六君子”，并建有“六君子堂”供世人瞻仰敬拜。可以说盂县人李允则为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借助书院平台兴于南方湖湘功不可没。

以上之“盂县文化的一脉乌河文化是程朱理学之源”的文字仅为个人谬见，敬请方家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