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衬人，物我互映
古代咏物赋常有冠以咏物之名，而行咏人之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类咏物赋的实质是以物衬人，所咏之物仅起烘托作用，真正要突出的对象是人。屈原的《橘颂》即其例，前一部分从不同侧面赞扬橘树，后一部分抒发情怀，前面的描写不过是预设的铺垫。
后世以物衬人的咏物赋，基本先是对某种事物进行描写，然后引出相关的人间事象，采用的是由物到人的结构方式。
以物衬人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正面衬托和反面衬托。
正衬的如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庾信《枯树赋》、李德裕《山凤凰赋》。
反衬的如庾信《鸳鸯赋》、骆宾王《萤火赋》。
正衬反衬兼用的如卢照邻《病梨树赋》，首先把病梨树与其他树木加以对比，用以突出病梨树的憔悴。再把梨树的今昔进行对比，用往日的辉煌反衬今日的衰败。
咏物赋在以物喻人是为了贯通物我，主要通过接近联想、类比联想或对比联想来实现，这就需要有所突破，一是联想的新奇，二是能移超越习惯性思维模式。
刘元淑《夏云赋》奇思异想，在高与下的反差上作文章，翻空出奇。
杨维桢《骂虫赋》明显体现中求异思维的创造性，由自然界的害虫引申到人间的害虫，由对壁虫的仇恨转对人间害虫的讨伐。
李德裕《牡丹赋》、黄宗羲《雁来红赋》、蒲松龄《秦松赋》都运用逆反思维，得出和世俗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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