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公元602—664），俗家姓陈，名袆。河南陈堡谷（今少林寺西北）人，兄弟四人，玄奘最幼。二兄长捷先出家在东都洛阳的净土寺。玄奘十三岁也出家于这所寺院。
玄奘出家后，好学不倦，聪颖非凡，跋涉数地，遍学名家，在未西行之前，几乎已遍习中土之佛学。且拜谒之人多是名家大家，统鉴计卷，其辗转十三家如下：
所学地
师承
所学内容
洛阳·净土寺
景法师
严法师
涅槃
摄大乘论
去蜀途中
慧景 空法师（不详）
《毗昙》 《摄论》
成都
道基
宝暹
道振（志振、志震）
《毗昙》
《摄论》
《迦延》
相州
慧休
《杂心》 《摄论》
赵州
道深
《成实》
长安·大觉寺
道岳
法藏 僧辩之
玄会
兹论宗
《摄论》
《涅槃》
玄奘大师至蜀，多因前朝乱世，高僧多避居于蜀部。而前往蜀部的途中所遇的慧景，长于《摄论》，是声誉满京国的大德。
成都大德云集，玄奘受教于道基大师。道基曾受学于彭城。彭城是中国佛教毗昙宗之祖慧崇常居之处，慧崇虽已逝，但毗昙之学盛。道基便出于此门。
宝暹大师同慧景、智脱、道基并称“东都四大首座”，亦善明《摄论》。《续高僧传》卷十四云其“神志包总，高岸伦涛，谈论倚伏”。
道振的毗婆沙学，为当世名家。其学问于《迦延》，僧玄会曾学其门下。
玄奘法师在蜀中多学诸师，年龄尚未及二十五岁，于诸论造诣之深，博学之处，已是蔚然大观。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离蜀东下，在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毗昙》，自夏迄冬，各得三遍”。
在相州，受学于慧休大师。慧休大师（548—646），实乃三藏俱明，学问罕有人及的大人物。他初学涅槃名家灵裕法师，习《华严》诸经纶；往渤海从明彦法师习《成实论》，而明彦法师，史称之为“成实元绪”；明彦法师去世后又从志念学小论。志念法师是毗昙慧崇，成实明彦的弟子。慧休从灵裕法师入关，遇昙迁禅师学《摄论》。昙迁禅师先在北地学地论，后于建业，彭城学摄论，“史谓摄论北土创开白迁为始”；慧休又学于道尼，道尼为摄论宗祖真谛大师之弟子；从道洪律师学《四分律》，晚年从法砺讲律。广博精深之下，造《杂心》、《摄论》章疏，为其心得所在，玄奘从慧休学八月有余，自是受益汇深。
道深，志念之弟子，精擅《成实论》，玄奘从学《成实论》五聚之学。
贞观二年（628）初，时玄奘年约二十五，再至长安。
在长安期间，受学于道岳，法常，僧辩之，玄会诸家。
道岳，曾受学于僧粲，志念，智通，皆当世名僧。从真谛弟子道尼学《摄论》，又得智恺手记《俱舍疏》本，《十八部论》，于《俱舍》钻研至深，卓然名家。玄奘从学此论。
法常，昙延之弟子。
僧辩之，智凝之弟子。昙延和智凝都是摄论名师。
玄奘在中土所学的十三家，俱为名宿，而此时之玄奘学问之弘深，也是传于天下。法师学问风格偏重法相之学，这从所从学的老师中可以看出。十三师中，从学的《摄论》者就有六人，而立志到印度取经，也是志在取《十七地论》。对般若学问，玄奘法师未曾着意重视。十三师中，没有一个是般若名家。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寺中的明旷法师就是般若名家，但没有任何两人交往的文字记录。玄奘游川蜀，荆州，三论学者颇多，也未曾有闻有交涉。而玄奘初入长安，高僧嘉祥吉藏在京，玄奘未有请谒，可见学问重心偏颇。当然，其学虽不重般若，但未尝不知道般若。玄奘法师到了凉州，曾讲《摄论》，《涅槃》和般若，可见一斑。
未西行之前，法师学问已经规模弘大，绝非仅为一经一论之专家！
玄奘西行，旨在取《瑜伽》。
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秋，自兹西去，时年二十八。（据陈垣《书慈恩转后》年岁考证）。
这一路的孑然孤游和艰难惊险被后世传颂，一直到明末变成了《西游记》。玄奘法师途中高昌王，叶护可汗通告和护送，中途路经诸国，供给颇盛，远胜于当年“偷渡”出关的窘境。
贞观十九年春，玄奘归自西域。凡此十数年，其学问，事功，令誉，风度，绝人之毅力，博印度、西域诸国的隆礼。其造诣之深，声誉之隆，在印度无人可并，千古一人矣。
玄奘去印度，虽旨在取《瑜伽》之大论，但其学习不限于瑜伽诸宗，遇到名师必认真研学，无半点驰惫。前后在各处受学知名学僧约十五人，不知名者又有若干人，所记大致如下：
所学经论
所学地
传者
学习时间
《毗婆沙》
缚喝罗国纳缚伽蓝
般若羯罗（慧性）
月余
《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毗婆沙》
迦湿弥国阇耶因陀罗寺
僧称（一作胜）
二年
经部、《百论》、《广百论》
磔迦国
长年婆罗门
一月
对法 《显宗》、《理门》
那仆底国突舍萨那寺
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
十四月
众事分毗婆沙
阇烂达那国那伽罗驮那寺
旃达罗伐摩（月胄）
四月
经部毗婆沙
禄勒那国
阇那毱多
以冬半春
有部辩真论
秣底补罗国
密多斯那
半春半夏
佛使毗婆沙
日胄毗婆沙
羯若鞠阇国（曲女城）
跋达罗毗诃罗寺
毗离耶犀那
三月
瑜伽论等
摩羯陀国那烂陀寺
戒贤法师
五年
毗婆沙、顺正理
依烂那国
恒他揭多毱多（如来密）、羼底僧诃（狮子忍）
一年
集量论
南侨萨罗国
某婆罗门
一月余
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
驮那羯磔迦国
苏补底，苏利耶
数月
徵问瑜伽论
达罗毗茶国
僧迦罗国僧
正量部根本论、摄正法论、成实论
钵伐多罗国
某二、三大德
二年
婆沙等决疑
那烂陀寺西
般若跋多罗
二月
唯识决择论等
那烂陀附近杖林山
胜军法师
二年
以上这个图中是玄奘法师在印度有痕迹可寻的师承学习。其中，那烂陀寺作为古代中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玄奘法师于此居留和学习的时间最长。那烂陀寺是唯识学之中心，后渐修学习范围包括了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等无不笼及，玄奘在那烂陀寺主要从学于戒贤法师。
戒贤法师是法相大师，承传护法（唯识十大论师之一）的唯识之学，作为那烂陀寺最显赫的法相大师，戒贤学识之博，之深对玄奘的影响是显而见之的。玄奘后来在那烂陀寺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奠定自己在那烂陀的位置。戒日王于曲女城法会，邀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大乘，小乘，婆罗门众七千余人，这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辩论大会”。玄奘为“论主”称颂宣扬大乘佛法，做“真唯识量颂”悬会场门外十八日，竟无人敢发论难之。戒日王使大象施幢，玄奘高高乘上，宣告着一代佛门英才之无敌。大乘僧众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佛徒则称赞玄奘为木叉提婆（解脱天）。十八国国王于会后都皈依在了玄奘门下。
玄奘法师意欲归来，戒日王挽留不住，和鸠摩罗王又邀请了十八国国王在首都钵罗那迦城连开七十五日布施大会请玄奘随喜。道俗两界到会者五十余万人。玄奘声望在印度之高，千古以来，唯此一人。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在外国宗教文化界取得的最高成就，千古以来，唯此一人。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了京城，这一年，玄奘四十四岁。
按照《旧唐书》所记“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可见太宗对玄奘之认可，随后“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富寺翻译”亦可见太宗对佛教及玄奘之支持。黄仁宇“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大约也是照着《旧唐书》比划出太宗的态度。但从种种蛛丝马迹来，怕未必是如此。
欲知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当然要看他对待佛教的言行，而对待佛教之言行和态度，亦是太宗对待玄奘之态度。
太宗皇帝与佛教之结缘，民间传以最盛的是借嵩山少林寺僧抗王世充事。武德七年，下旨僧法雅发京寺中骁捍僧人千余人充军伍，这大约是最典型的官民之利用关系。太宗讨伐王世充，用了僧人，等破了洛阳城，“乃废隋唐寺院，大汰僧人”。态度可见一般。
太宗李世民上位，是诛杀了兄长李建成后才顺利登基的。当时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拥护的李建成，而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拥护的则是李世民。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下旨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贞观十三年，太宗找了个借口，把佛教领袖之一的法琳流放益州，法琳死于途中。
《大宋僧史略》不误悲伤的记载道：
“自唐有天下，初则佛法萎迟，盖李教勃兴，物无两大故也。傅奕上疏条释氏之愆，神尧不无其惑；次巡幸冬洛，太宗诏令僧尼班于道后。”
应该说，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太宗皇帝也修寺院。寺院修建的多少也是他们的态度之一。梁武帝时就修了许多，杜牧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是一斑而已。隋朝二帝曾大兴修寺。比之他们太宗修建的寺院多数目的性较强：
贞观三年设，是“忧五谷不登”；为太武皇帝造隆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此为“申孺穆怀”也；为战事中亡人设斋做道场，在旧战场建寺，以祭杀场之魂，如破薛举于扶风，建昭仁寺；败宋老生于吕州，设普济寺；灭宋金刚于晋州，设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败王世充于邙山，设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在率军征战高丽后，于幽州又建悯忠寺，这些都是为阵亡战士祈福而建，此种原因建寺院，自然和崇佛无关。
贞观二年时，唐太宗和身边的人聊起前朝风云，说到梁武父子崇好佛教，致使国破家亡，足矣为鉴，并道：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此话被收在《贞观政要》之中，为后人所鉴。
贞观二十年，太宗手诏斥萧瑀曰：
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为法门，倾帑藏以给僧袛，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并直言训斥萧瑀道：
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
这话听完，估计这位梁武后人恐怕早就两股战战，头颈冒汗了。对崇佛误国相去不远，太宗皇帝是可以历历在目的，态度是可想而知。
太宗皇帝自认为自己是老子李耳之后，就是有心宗教，道教也要在佛教之前。太宗有事没事经常唠叨梁武，贞观二年，他和近侍聊天，道：如梁武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钮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缀，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以此可见，太宗估计对老子的好感也不太大，“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
翻译佛经（国家组识）也是崇佛的帝王们最爱做的事。远的不说，前朝的文、炀二帝便留有“译经八十二部，建寺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的数据。不仅如此，这父子俩人还有大量相关数据可觅；文帝“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炀帝“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象十万另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大约受了梁武、文、炀等帝王们崇佛亡国的刺激，高祖、太宗于此道都大大收敛。特别是太宗，修庙建寺多有目的，并不为佛，至于释经，贞观元年倒有一事。
高僧波颇自西突厥至于唐，太宗为他在大兴善寺立译场译经。
不过这事情多少不像太宗作风，所以有些说法。太宗在唐初外交上想远交近攻，一直找机会结交西突厥。突厥王叶护很是信崇波颇，太宗行事一向目的性较强，想来通过波颇法师外联西突厥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据说，太宗在兴善寺译场“礼意优厚”，但实际情况是：“昔符、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
事情如此！
前朝宏大的译经场面波颇是再见不到了，道宣在《续高僧传·波颇传》中记道：
其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
可怜的波颇恰逢此佛事未兴之前，大兴之后的空白档上。
我们的太宗皇帝在未见玄奘大师前也见过几个佛门大德，如回慧乘、明瞻等人。明瞻和尚“内通大小，外综丘坟，子史书素，情所欣狎”，和太宗兄谈的主要内容是“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慧乘等人也是博涉今古子史的人，太宗找他们聊天谈文史掌故的多，谈佛门之事只是附带而已。我们都还记得，太宗皇帝的诗词、翰墨都堪称“家”呢。
这时的玄奘既使名震西域诸国，但要太宗认真对待，估计远非正史所载那么简单。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回到故国。
玄奘回到长安。“迎者数十万众”，看来，虽隋、唐之间略纷乱几年，且太宗并不崇佛，民间崇佛基础倒还是雄厚的。据说当时从朱雀街到弘福寺的数十里间，道旁拥街拖儿带女来瞻仰圣容数十万众，烧香，散花不断。玄奘二十余匹马负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如来真身舍利一百五十粒，金檀佛像七尊，于中国文化，中国佛教，此一天是绝对大事件！
这一年大唐的历史上，最浓墨的是“征辽”（高丽）事件。这是一场太宗精心准备的战争。玄奘急赴洛阳求得一见，太宗语近待曰：
昔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
夸是夸了，仗还是要打。至于玄奘问译经的事，提出在嵩山少林寺译经。太宗不许，并道：
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降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
玄奘大师没少花言语，“固请乃许”。太宗便让留守的司空房玄龄安排，在西京弘福寺禅院开始译经。
玄奘学识广博，博通深沉，此种才华让太宗心里不舍，居然提出让玄奘还俗，当然有失所望。
翻译佛典，南北朝一直视此为国之要事。至若二秦之译事，门徒三千洋洋大众。隋唐洛阳兴善寺，上林院，义学沙门，多会于此，使译经盛事自长安鸠摩罗什，洛阳流支之后，再抵高潮。太宗此时于译事态度之冷淡，供事之简陋，对比实在是大。至于前面提到的波颇，孤单单的几个人，情景之冷清，今日再拒玄奘，也由此可见太宗对佛教之态度恐怕没有对玄奘本人感兴趣吧。
太宗让玄奘还俗辅政，并很认真的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此等要求，现在看来像个笑谈；比之当年梁武帝舍身入寺，恰成鲜明之对比。正史中所载的太宗对佛事冷淡，待玄奘之热情，也是可见一斑其中用心所在。
贞观二十二年以后，太宗征辽归来，英雄气概日渐消磨。年龄大了，对生死的问题多了留心，对佛教才慢慢多了留意。去世前，多次和玄奘说：“朕共师相逢间，不得广兴佛事”，这也说明大概他的即使有信佛也是晚年的事情了。
晚年和玄奘论金刚般若，听瑜伽大意，数次邀玄奘还俗辅政，对玄奘多方照顾有加看来，爱才大于爱佛。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唐太宗和玄奘法师在洛阳翠微宫畅谈佛理。五月，太宗竟然崩驾而去。使玄奘失去了一个对他的最大支持者。根据史实记载，唐太宗的突然崩驾和他长期的服用道士炼的仙丹有关。清赵《廿二史札记》直说，太宗皇帝就是因为服用丹药中毒而亡的，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道士之间的关系。
其后的很长岁月中，在历史典籍里处处记载着唐朝的第三代帝王唐高宗一如既往的像太宗皇帝一样对待玄奘。
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在玉华寺圆寂，时年六十五岁。高宗皇帝极为悲伤，罢朝数日，叹曰：
“朕失国宝！”
玄奘去世不久，高宗降旨，曰：
“玉华寺玄奘法师既亡，其翻经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旧例官给抄写，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其奘师弟子及同翻经，先非玉华寺僧者，宜放还本寺。”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便停止了，此后再无一人能够有如此力量宏兴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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