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这个国家，从未缺少过崇拜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尊重其开国之父李光耀(Kuan Yew)，因为他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到第一世界的地位，同时抵制了西方国家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化的呼声。
卢旺达铁腕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希望他的国家能成为“非洲的新加坡”。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粉丝把菲律宾总统比作李光耀，形容他意志坚强，不容忍犯罪和腐败。
最近，富裕国家也开始关注这个岛屿。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后不久，美国保守派广播公司ofFoxNews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让我们复制新加坡的医疗奇迹。”它认为，“奇迹”是基于共和党人所珍视的两个特点——及“赋予消费者权利，促进竞争”。
一些直言不讳的退欧派人士也梦想着把英国变成“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对渴望与欧洲进行贸易的企业来说，新加坡是一个低税率、监管宽松的避风港。就像众所周知的盲人摸象那样，每一个崇拜者都对新加坡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细节。
从英国退欧开始，英国的6500万人口几乎是新加坡人口的12倍，分布在比新加坡大337倍的领土上。虽然英国已经对欧洲的标准征收了轻税和管制，但和新加坡相比，它却是个庞然大物。英国的最高所得税税率，现在是45%，是新加坡的两倍，其政府占GDP的38%，大约是新加坡的两倍。缩小英国国家的规模将意味着大幅削减开支，并彻底改变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选民们（英国人民）会惩罚任何企图做这种事的政党。
即使假设欧盟允许低税率的英国进入它的单一市场，还是有地区差异。东南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地区，有6.3亿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不稳定、腐败或基础设施糟糕的国家。高效的新加坡公司可以轻松地赢得各类消费者，并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相比之下，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但政治上是稳定。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想轻松赢得消费者不太容易。
美国的保守派人士认为，新加坡的医疗体系通过强调个人责任、竞争和低公共支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加坡人还是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进行相关的医疗保健的，所以该国在医疗保健方面只占GDP的5%，其中大约2%的GDP来自公共财政。美国的支出分别占GDP的17%和8%，主要是有很多不健康的人群。
然而，新加坡的体制和人民比美国人更愿意接受的高压和政府干预。大多数医院是国营的。大多数临终关怀和疗养院都是私人的，但政府提供资助。政府大力补贴紧急医疗。它通过发布医院账单来促进竞争;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价格尽可能的不透明，以抑制病人的攀比。
新加坡政府强迫新加坡人把他们的工资的10.5%转移到“个人医疗账户”上。医院还提供了“成本较高”需要病人自己负担的药物;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会对新加坡的医疗体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任何认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敦促孩子们吃更多的苹果的人，都太过幼稚。
正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言:“意识形态指导李光耀(Lee Kuan Yewwas notAyn Rand)。”新加坡的经济适用于强制和精简但稳健的安全网络。超过90%的新加坡人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大多数房价都是政府设定的房价，政府通常也提供的补贴。
新加坡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种族:为了避免种族隔离，新加坡需要公共住房的构成来反映这个国家的种族构成。
这样的社会工程将会让西方选民感到难以接受，然而,新加坡人接受它，因为家长式作风使得种族平静。大多数华人在新加坡已经免受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对华人的暴行。更重要的是，李光耀仍然坚持的折衷政策是:以自由政治换取良好的政府和高生活水平。
新加坡的领导人积极捍卫自己的名誉，他们提供安全的街道、可靠的医疗保健、良好的公共交通和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因为
新加坡选举允许选民影响政策:执政党在2011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之后，赢得了“正义”的60%的选票，它以更民粹的路线赢得了胜利，四年后又赢得了胜利（指政府干预选举）。所以新加坡很难被模仿。这两部分对新加坡的成功至关重要。
然而，像杜特尔特和柬埔寨铁腕人物洪森这样的政府，虽然政府有一定的威信，但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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