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欺

“三不欺”涉及三个人，三种管理风格。

第一，郑国宰相子产，既有一颗仁爱的心，又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所以别人对他“不能欺”，骗不到他；

第二，孔子的弟子宓（fú）子贱，治理单父（今天的山东单县），三年间尽在办公室里弹琴，单父人民爱戴他，对他“不忍欺”，不忍心骗他；

第三就是西门豹，治理邺城，严刑峻法，别人对他“不敢欺”，生怕被他治罪。

每一种“不欺”都对应着管理学上的一种技术取向。古人有过总结：管理者“任德”，以德治国，收获的就是“不忍欺”；“任察”，明察秋毫，收获的就是“不能欺”；“任刑”，严刑峻法，收获的就是“不敢欺”。

在传统的评价体系里，境界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

相应地，管理风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任德、任察、任刑。

之所以任刑排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它的效果差，而是因为它的连带效果很糟糕。

任何一种目标导向型的政策，都难免会引发一些始料未及的连带效果，经济学称之为外部性。连带效果有好有坏，或者说外部性有正有负。

魏文帝曹丕曾经和几位大臣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结论是：任察和任刑都会导致孔子所谓“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没有道德感，没有自律意识，没有羞耻心，只是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守规矩，但即便在守规矩的时候，还是会心存侥幸，希望能靠一点小聪明既把便宜占到，又把刑罚躲掉。（《史记集解·滑稽列传》，《论语·为政》）

在儒家看来，只有以德治国，百姓才能“有耻且格”，也就是有羞耻心，有自律意识。社会风气因此才能越来越好，管理成本因此才会越来越低。

这倒不全是儒家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道理在小社会里确实可以成立，只是随着社会规模变大，人口流动性变强，这个道理才会一再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