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曾国荃虽为同胞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却非常之大。曾国藩自谦、居安思危，曾国荃却爱耍官气、摆架子。
曾国荃军功在身，深受朝廷器重，屡受朝廷封赏、加官，这也是曾国荃爱摆架子的原因。
曾国藩深知弟弟这些毛病，所以经常写信劝告弟弟，一定要谨慎小心，时刻反省自己。
01 居安思危，常怀戒惧之心
1861年，曾国荃与多隆阿、鲍超等打败太平军援军，因功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旋又以“追殄余贼”，赐号伟勇巴图鲁。
当年11月，朝廷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清朝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成了清朝以来汉族官僚获得权力最大的人。
1862年，曾国荃实受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曾家两兄弟一时风光无限。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
他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在他看来，身处高位、声名显赫的人，自古以来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为了能保住晚节，一定要适当地退让少许权位。
可见，曾国藩头脑非常清醒，居安思危，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审时韬晦。
02 曾家两兄弟的不同秉性
曾国荃自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回湖南招兵后，便一去不返。曾国藩多次催促他尽早回军增援上海，不过居功摆架子的曾国荃赖在家中一直迟迟不动，并拒绝带兵增援上海。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写信给曾国荃。
在信中曾国藩再次叮嘱曾国荃只身坐轻舟提前先来，最好是日夜兼程来营，以便来营后筹商一切，不过曾国荃直到正月廿八才动身返回。
这边曾国荃一拖再拖，优哉游哉，那边曾国藩为一家之内，接连受到朝廷的恩宠，占据高位，觉得心中有愧，惶恐不安，发誓要“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可见，两个人的秉性着实不同，为人处世的方式也很不相同。
正所谓“龙生九子各不同”，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真是很好地诠释这句话的典型实例。
03 有所畏惧，谨慎小心
1863年春，曾国藩亲自到雨花台视察军队，看到“围屯坚定”，决定放弃退军的想法。曾国荃被提拔为浙江巡抚，仍统制前敌各军，规围南京。
曾国荃与杨岳斌、彭玉麟等统筹形势，合水陆各军激战多日，控制九洑洲江面，继而先后攻陷上方桥、江东桥以及南京外围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镇等要地。
在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的信中，曾国藩曾劝九弟曾国荃：“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亦是一妙”。
后来，曾国荃改任浙江巡抚，所以曾国藩又嘱咐曾国荃：“已换署新衔，则不必再行辞谢。”
对于曾国藩来说，当官的人最应该畏惧谨慎。首先是以方寸为严师。其次是左右熟悉的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以及部下营哨这些人。再次是畏惧文人的议论。
正因为有所畏惧，谨慎小心，时时战战兢兢，不断反省检查自己，所以曾国藩才能长盛不衰，久立不败之地。
04 注重提拔，保举人才
曾国藩把保举人才比喻为对禾稼的灌溉。针对当时社会官官相卫、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弊病，他很注意保举人才。
在日常公务中，如果发现了可造之才，他总会将其破格提拔，并向朝廷推荐。
不过，曾国藩对官场贿赂公行、滥用保举的风气是十分反感的，认为这是导致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认为保举不能太滥，要经常反省自己。“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谨慎的人，他的一生都不忘以此来修身养德。尤其是在位高权重之时，还能谨慎行事，让曾国藩得以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