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它的民众，归根到底，是有着某些相似性的。
——《三角观察日记》
我就像暗恋中的少女，终于出发去奔赴一个思慕已久的恋人。
（一） 香港机场的防狼器
双脚一跨出飞机舱门，香港机场的热浪就迎面扑来。我随着队伍慢悠悠地向行李托运处走去。
周围黄皮肤、黑头发的面孔逐渐多了起来。瘦削的港女，踩着5寸的高跟鞋，走路带起一阵风。中年的商务男士，一手讲电话，一手把行李箱拖得轰轰响。耳旁乱哄哄的，粤语、国语、英语，竟是久违的热闹。
看了看手机，早上7:30，便将手表往后拨了4个小时。去年从香港出发飞往新西兰消失的时间，就这样回来了。而我也回来了，虽然只是转机。
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肠胃早就空了。Lily跟我推荐过机场的翠华餐厅，说是正宗的港味美食。果然是网红店，前面排了老长的队伍，等了20分钟才轮到。等终于把朱扒包、奶油脆朱和丝袜奶茶端上餐桌，我才坐下狠狠喘了口气。
连上机场Wifi后，我向朋友报平安。“你送我的防狼器被香港机场的拆弹部队给灭了”，我对Lily说，哭笑不得。
因为独自去欧洲旅行，考虑到那边的治安和恐怖袭击，Lily送了我一个小型防狼器。遇到危险时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会发出尖锐的警报声。疏忽之下，我忘记托运了，里面的电池触到过安检的红色警戒。机场工作人员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拆除电池，要么没收。
我一着急，便激动地跟他们balabala，防狼器对我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人身安全层面。如果没收，我很有可能会在欧洲被劫财劫色。中年的机场女警打量了下我，虽然她可能怀疑我的姿色引发犯罪的概率，但还是答应帮我拆除电池。
接下来的画面，完全跌出了眼镜。你见过四个高大的安检人员，拿着一把小镊子，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轮流上场与一个小螺丝较劲吗？那阵仗简直媲美电影《拆弹专家》，我则成了携带危险武器的恐怖主义。最后，直到女警的额头冒出汗来，防狼器里的小螺丝仍坚挺不动。
“香港的安检一直这么严格吗？”我问女警。因为在新西兰奥克兰机场，我并没有如此奇遇。
“这一两年，越来越严格了。”她还没有放弃，继续撬着螺丝，气喘吁吁。
从小爱看TVB的警匪片，没想到这回可是亲身经历了一把香港严密的安保和警戒系统。透过这层越发严格的安检和手续，我倒是嗅到了一丝不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感到不安，为了预防危险，比如我就会随身携带防狼器，哪怕花上4个小时拆掉电池。如果一个国家感到不安，为了防御危险，它的国防力量就会更加严密，安检手续也会更加严格。从这个角度讲，防御越强，说明生存的环境越危险，或知觉到的危险越多。
想起在新西兰，生活在南岛小镇Cromwell时，房东的自行车从不上锁，随意地停靠在庭院里。路边的桃子一袋袋装好，写着5纽币1袋，旁边放着收钱箱，主人的身影是找不到的。就连海边的肥鸟也常飞到人群里，停在当地人的掌心吃面包屑，也不怕被抓。
大概，这就是这个国家传递出来的安全感。被这样的安全感所滋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民，就像电影《魔戒》里的霍比特人，人格中有着极单纯而真挚的部分，拥有一颗信任他人的心。
而当我生活其中时，半夜爬到山顶拍星星，把车停在路边睡觉，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带一个防狼器。
（二）阿姆斯特丹与Zvika Frank
飞机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时，依然是个凌晨。
我的梦境迷离，将醒未醒，像这座城市一样尚未日出。走过玻璃通道时，外面是蟹壳青的天空，云层绵密厚实，隐隐有红光在背后透出，然后油画大师般渐染开，惊艳了这场登陆。
从大洋洲经过亚洲再到欧洲，我在不停往前走，时间却一直在倒退。经历一次日夜的交替，又慢去了7个小时。恍惚里觉得，如果岁月如时差可回头，该多好。
顺利取了行李，从史基浦机场走出。手机没有流量，没办法导航，只能靠着提前下载的地图，找到公交站。呵，满目的荷兰语，彻底成了文盲。我努力抬起头读字母，试图从中找到一些与英语的相似性安抚自己。
既来之，则安之。我拖着28寸行李箱，把自己弄上300路公交。费了好大劲，才用英语与司机完成交流，付清公交费用。长吁一口气，才坐下安心打量这座城市。
车窗外，秋日的阳光慷慨地泼洒农田，黑白相间的奶牛悠闲嚼着青草，随意的剪下一幕就可入了梵高的画作。男女老少骑着红色，黄色、墨绿的自行车，从车窗外一晃而过，留下一连串活泼的叮铃铃。远处传来电车的叮叮当当，刚好做了和弦，尽情演出城市的《小奏鸣曲》。
阿姆斯特丹
这就是荷兰啊，真想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扔进这座城市，狠狠亲密接触。于是一小时后，我在青旅办好入住手续，没有休息调整时差，转身又出了门。
决定乘坐地铁，去国立博物馆。地铁站找了半天，却没发现检票处。后来才发现，它只是一台小小的机器，上下车刷卡全凭自觉，享有高度的自由。不过一旦逃票被抓，惩罚也是翻倍的严重。
列车进站了，大家脚步匆匆，纷纷准备上车。在这行进的脚步里，有两个人却在钟表下停驻。是一对中年男女，身上已有岁月的痕迹。他们彼此相拥，旁若无人地亲吻，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热烈得只能争分夺秒。
人们路过他们，竟没有一丝停留、偷窥或窃笑，一切自然得就像农田上的阳光或是运河边的鲜花，全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荷兰，Zvika Frank的荷兰啊。
两年前，我在武汉见到了这位享誉全球的荷兰舞动治疗师。60多岁的他，一头白发胜雪，当他在音乐里自由舞动身体时，却像林间的麋鹿一般轻盈。完全没有想到，他从15岁就开始了漫长的疾病史，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手术死里逃生，胃却戴上了气孔装置。
那三天的工作坊，他带着我们用舞蹈表达生命，用身体表达情感。伛偻的躯干，表达着一个人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幼年恐惧。用力的跺脚，是这些年一直都没能说出口的生气和“不要”。低下头颅跪坐在地，是从很远很远的记忆里体会到的悲伤。
“身体是有记忆的，它比我们的言语更加诚实。”
“我相信我的病与我的心理有关。如果能早些面对，可能不需要手术。” 他说。
呢喃着他的话语，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冥冥中，我选择荷兰作为欧洲之旅的第一站，也许正是来自潜意识的好奇与期待。因为一个国家和它的民众，归根到底，是有着某些相似性的，无论是新西兰还是香港。
如今，我走进荷兰，好奇地探索车窗外明艳的色彩、地铁外小小的检票机器、旁落无人接吻的恋人，正是想从中串联并找到某种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往前，我也终会跳出一首如Zvika Frank那般，热烈、诚实、自由的生命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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