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芷/文
8月的广州多风雨，事情也是出乎意料的多。老妈说，这个8月多灾多难，是命中注定要经历的劫。
无奈的等待
上午7：10分，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1号楼5楼病房已聚满了人。护工阿姨一脸不耐烦地喊着：“坐好！坐好！不要站在通道上。”人群中陪护的部分人挨着靠墙的凳子坐下，不一会儿又不自觉地站起来，围在门口探头看着治疗室里的亲人。两个护士忙碌地为病人们挨个洗眼，冲洗泪道，做着记号……
不同的医生和护士一轮一轮地过来问病史，查眼底，交代手术注意事项。医生说，老妈的眼已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六期，视网膜已脱离，手术几乎无法改善视力，只能维持现状避免继续恶化带来的各种疼痛及其他症状。我的心如刀绞，却也不意外这样的结论，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但医生的评价却是不够尽力去避免。
追究不够尽力的缘由，只会徒增愧疚。老妈说她知道自己早晚会瞎的，若不是这些年我一直带她看医生，也许早就瞎了。她要求也不高，能够像原来一样模糊地看见东西都好。我不敢告诉她医生说的维持是手术前的现在而不是视网膜脱落前的当时。但这个结果，她早晚得明白，并接受。
很难得的是这个过程妹妹放暑假，一直陪着。
8月1日，母女两兴致勃勃地买了2日回普宁的高铁票。带着小女儿和小孙子回家去看年迈的父亲母亲是老妈觉得最快乐有意义的事。一切准备就绪，台风“妮妲”来了。全市放假，各种防风防汛警报吓坏了即将出行的人。我让妹妹改签，时间选到4日。
“妮妲”被称为史上最顽皮且优秀的台风。来势汹汹地让广州的打工者门开心地放了一天假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像是给广州人民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老妈后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暗示，或许此行不该出门。
老妈一心认为左眼忽然失明与回老家第二晚的梦境有关。那晚，她与同睡的小妹做了一个情境相似的梦。
也许因为天气不好，也可能是近期安排计划较多比较兴奋，老妈睡眠不太好。那晚妹妹做梦时她还没睡。凌晨3点，原本文静的丫头在梦中大力踢床，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念念有词。老妈怕孙子被踢着，连忙把我儿子抱开，一边把妹妹喊醒。妹妹说她梦见有人从窗户里爬进来，她很生气地把他赶跑了。那是一扇陌生的窗户，旁边有音箱，从没见过，不知道是在哪里。
也不知道是几点，老妈迷迷糊糊睡去。醒来却发现外公家他们住的那个房间窗子被敲破了，玻璃挂在窗棱上，风呼呼地刮进房间，雨水打在脸上，很冷。屋里的旅行袋翻得乱七八糟，随身袋也不见了。老妈焦急地跑到门外，正好遇见村长路过，于是焦虑地喊着：“阿事（客家话：管事的），阿事，我家被盗了，窗子被敲烂了。你知道是谁做的吗？”村长笑而不答，望着老妈。老妈又说：“我路费都被拿走完了，回不了家了。有线索抓得到贼么？”村长高深莫测地说：“有的，有的”。后来老妈回到房间，想起睡前好像把随身包放进衣柜了。打开一看，果然还在。什么都没丢，老妈心安了。
再次醒来，发现刚才逼真的场景原来是场梦。
也就是在这一刻，老妈去上厕所时忽然发现左眼看不见了。一股热流从眼眶划过，一团黑影像是给眼球拉上了窗帘。第二天对着光亮的地方才发现，这团黑影是暗红色的。
老妈没敢说她看不见了，只说眼睛很模糊。或许是不愿承认，或许只是侥幸心理。那天早晨她摘了外婆家门口种的桑叶煮水洗眼。老人都说眼睛不舒服桑叶水洗了就好，但是老妈却没能洗好。老妈总以为缓一缓就好，可过了一天这眼球里的“窗帘”却完全没有要拉开的迹象。
妹妹不安地把妈妈看不见的事告诉了我。我满心焦虑地给妈妈的眼科医生打电话。这些年工作给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就是与各类医生成为能够随时电话联系的朋友，即使平时没有很多交情，即使在周末。孔医生依旧用平静的语气交代我别着急，说是到附近医院查个眼底，说是老妈长期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出血难免，不要太着急。视网膜不脱离就好。
情况的发展往往都会事与愿违，按小妹小时候的理论说这也叫“心想事成”，心里越害怕的事情越想着就越可能发生。老妈果然是玻璃体出血+视网膜脱离，必须手术治疗。
老妈开始十分焦虑。四姨丈当天下午就驱车把老妈一行送回广州。在孔医生的帮助下，我们约了省人民医院的眼科专家。专家说她后天门诊，要我们在家等一天再去找她。对于眼科医生来说，这也许是常见的小事。而对于我们来说，却如同老天即将垮塌般十万火急。
我们一直以为做了手术就好了，但心里终究还是不放心。
终于忍不住给眼科专家田博士打了电话。她刚生完二胎，还在休产假，电话那头一如既往地传来快乐爽朗的笑声。和我喜欢的很多其他医学专家一样，专业做得好的人性格都比较爽朗且乐于助人。听了我的描述，田博士也开始有些严肃，立马给省医的那位专家打电话了解情况，尽管已是晚上9点。后她来告诉我，视网膜脱落手术手尾比较多，且容易反复，建议我到中山医眼科医院做检查，她尽量帮我们约做这类手术全国数一数二的吕教授。
田博士说，我们尽力了，结果怎样至少不后悔。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感恩的心情。这种感觉在后来在眼科医院见到许多吕教授的病人后感触更深。他们很多人为了见上吕教授一面已排队几个月预约抢号。而我们只等了1天。
到门诊见吕教授那天，老妈依然焦虑。等了大半天，快到中午时才轮到我们，吕教授只看了一眼就说这要手术，问我们做不做。我说做，于是她的助手开始开单，先打止血针，然后手术排期。
我缴费的时候才知道这只止血针和全身体检加起来已9000多元，因为是异地医保，门诊根本没法报销，据说本地医保，这种针水也是没法报的。而接下来的手术，还需要20000多元。这一刻，忽然觉得之前的各种治疗都不算事了，也无心考虑其他。一心只愿老妈能少受些痛苦。
所有的一切已安排妥当，才想起近期由于生活不规律，老妈的血糖不太稳定，不时飙升。这对手术来说，是个更大的潜在威胁。而眼科中心是专科医院，调血糖的事不归他们管，不达标就不让做，因为做了效果也不好。
微信里咨询了各科医生，多半是建议到大医院住院调节。可天天跑医院的我真心不相信在大医院里遇见的都是大神级的专家。与其将自己交给完全不了解的普通医生，不如利用自身资源请本地熟悉的专家帮助治疗。
我至今仍在反省这个想法是否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感受到的是熟人的热情和细心会让老妈的整个治疗过程心情愉悦，而我也能随时多问几句少挨几个白眼。尽管我十分了解医护人员的苦与累，但我也更加明白找不到管床医生聊病情或是多问几句就挨护士们抛白眼的那种恐慌与无助。
或许只是因为一直都优待惯了。真正病到一医难求的时候，谁又会管医生护士是什么态度呢？只要能把疾病治好就好了。
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做眼底手术，术前调理血糖的时间只有三天。单位领导热心地帮我推荐了当地的糖尿病专家杜主任。在她和她的团队的热心帮助下，老妈连续3天的血糖情况都还算理想，至少不影响手术。办完出院手续，妹妹说3000元预付金只剩125块。做个体检然后每天测七次血糖打四次针加些药片，平均每日1000元，我不知道算不算贵，却忽然深刻理解了为何平时经常在文件里看到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那些月薪3000元然后老妈又无医保的孩子若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眼科中心的护士姑娘将今天要做手术的人按号数排了一排，然后让大家记住自己的病床号。原来老妈现在坐着的靠背椅就已是病床了。姑娘还说，上午做术前准备，下午手术，做完休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住得远的不能回家的要记得在附近订个旅店晚上休息。
我忽然明白为何周边两三百一晚的经济型酒店为何设施为何那么差……原来不想舟车劳顿回家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位来自潮州的姑娘说，他们为了等教授做手术，已在医院旁住了一周的酒店了。
从7:00钟踏入病区到现在，老妈顺从听医生护士摆布着，等着一场也许无法达到心理预期的手术。在这里，老妈遇见了许多病情比她严重的人，也有许多很小就因各种原因失明了的孩子。心情平和了许多，而我却更加焦虑了。
15：00，所有的术前护理工作准备就绪。护士却通知妈妈说今天不做了，因为餐后血糖还是太高，下次再来吧。老妈满脸的失落，我们担心的事情终究会在不经意间发生。又一次“心想事成”了。
下一次预约到吕教授的手术，还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看来这件事真的得贯穿整个8月了。“妮妲”没有破坏广州，却将我的内心肆虐得一片狼藉，还关上了老妈心灵的窗户。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