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前言）（2007年我的硕士论文）

前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兴起了一股研究公民社会的热潮。对于这股热潮兴起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分析。比如有学者认为，促使公民社会形成复兴的直接原因，乃是20 世纪60 代以来，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1。而80 年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畸形发展，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窒息了社会活力，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中国而言，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职能范围的重新定位，更使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就是在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研究公民社会问题的。

这篇论文的写作源于笔者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虽然是利己主义和私人利益，但是它可以通过同业公会而实现共同利益。…….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则是政治国家的同业公会”2，因此，市民社会构成了政治国家的自然基础，而非像黑格尔所说的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因此，尽管政府机构对外是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线，但其本质仍然是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已经只是作为从属关系和盲目服从联系起来的各派官僚实力而存在”3，所以“防止官僚滥用职权的保障一方面在于官僚的等级制和责任心，另一方面在于自治团体、同业公会的全能”4。这表明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实现自治能够具有制约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真正使其依法履行职责的权能，因此，市民社会的出现也具有了特定的历史进步性。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市民社会、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本质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法制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比如在架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位；在后发型法制现代化的中国怎么样既保持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与改革的主导作用，又能确保其公权力在法律和法定程序的轨道内运作，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认真思索和严肃回答。

国内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邓正来在总结中国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是曾经作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他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5。此后，这种国家与社会应是良性互动关系的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俞可平在其著作《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提出，中国公民社会的治理应该以“善治”为追求目标。为了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引向深入，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纷纷把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公民社会的组织载体-----中国民间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以清华大学NGO 研究所王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中国民间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其中的存在问题给予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分析比较中集中的体现在俞可平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和其主编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两本著作中。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公民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笔者却发现，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条件的分析却相对散乱，有些分析相对简单，有些分析却也似乎有所欠缺。笔者认为，认真研究和分析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条件，认清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问题对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弥补这点不足，笔者单独就这个问题作为硕士论文，以期有所贡献。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题的创新，二是视角的创新。就论题而言，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学者单独对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条件进行专门的论述；就视角而言，本文比较综合地运用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有关知识对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条件进行分析，提出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既是科技革命的一个结果也是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