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正街城关小学斜对面是狗屎巷。狗屎巷直通河坝街。出巷子倒左拐,便是一座大杂院。
上初中以前,我家就住在这座大杂院里。
院子估计是改造过的四合院,临街,如一个仰卧的“山”字。“山”字中间一竖隔开了两厢,形成了三排住房,一左一右均有大门。因为正房前面有天井沟通两厢,那一竖没到底,大院还是一个整体,而“山”字便算不得字了。大院住了20多家人,各家各户的炉灶、水缸、饭桌以及乱七八糟的杂物不仅只能塞在过道上,还得见缝插针地饲养鸡鸭鹅兔。
最糟糕的是没有厕所。南厢房拐角的旮旯处有间小黑屋,挨挨挤挤摆满了便桶,那就是公共厕所了。小孩可以随时入厕,大人则须在门外高呼:“有人吗?”——住户太多,通常都是有人的。如果回应的声音是同性还好,若是异性,要等多久就得碰运气了。那时我们顽皮,常常模仿了大人的声音回应,害外面的人苦等;有时故意不吭声,等人进来后猛地发出一声尖叫。为这,着实挨过不少黄荆条子。
邻居多,自然热闹。谁家小孩挨打了,伙伴们便一窝蜂跑去看笑话。谁家做好吃的了,便有小孩跑去向着饭桌流口水,在大人的喝骂声中,每人尝一筷子才肯离开。谁家大人吵架了,劝架的邻居比吵架的人声音还大。有时吵架的人不吵了,劝架的人却彼此吵起来。从早到晚,鸡飞狗跳,惊呼呐喊,院子里就没有清静过。
唯有一处例外,就是朱伯伯家。
朱伯伯是旧人员,上过大学。老伴是家庭妇女,我们管她叫朱姆姆。朱家子女多,大哥二哥和大姐大学毕业后都在外面工作,三哥在成都读书,家里还有四哥,老五和小妹。老五比我略小,和我是同学。朱家人几乎都戴眼镜,且一律文质彬彬。
每天做夜饭时,我们几个最淘气的伙伴都要围在朱家的灶门前,安安静静地听四哥讲故事。姜子牙的打神鞭,孙悟空的金箍棒,程咬金的三板斧,诸葛亮的空城计--四哥一面往灶膛里续着柴,一面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直到各家大人催着回家吃夜饭。到了周末,朱伯伯会领着我们去郊游。从中码头过浮桥,到阎王坎找一处山包坐下,故事会又开始了。朱伯伯讲的是西汉演义,什么胯下之辱,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十面埋伏等等,尽管似懂非懂,我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三哥放暑假回来,除了讲故事,还要讲许多叫做“科学”的常识,还说有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
家长们渐渐发现,自家调皮捣蛋的娃儿有礼貌了,安静了,越来越爱看书了,成绩越来越好了。
1963年,三哥朱清时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后来成为科大校长,中科院院士。第二年,四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能考上大学,成了最早那一批知青。但他退休前,却是金堂中学最优秀的高中数学教师。老五朱清新,也当过知青,现为成都电子科大博士生导师。
几十年过去了,河坝街高楼林立,大杂院早已不复存在,不知道邻居们有多少人还在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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