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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深圳故事纪实8——“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我讲深圳故事纪实8——“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作者: 卜野 | 来源:发表于2018-02-16 19:35 被阅读20次

    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1957年11月7日,莫斯科。这是一个格外寒冷的日子,但所有苏联人都感到振奋,因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首脑,包括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格慕尔卡、东德的乌布利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还有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脑,都到莫斯科来了。

    毋庸置疑,中国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显现出来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作为东道主首脑的赫鲁晓夫。以致当时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杨尚昆在日记中记录到:

    “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意见是毛主席提出来,经过协商,他们接受了。”

    雪亮的灯光下,赫鲁晓夫声调激昂:“我们的目标是:约在15年内,钢的产量达到一亿吨、煤七亿五千万吨、石油三亿五千万吨!”

    这是追赶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宣战书。

    反响极为强烈,全场起立,掌声如同雷鸣一般,响了近半分钟。毛泽东也在鼓掌人之中。

    但是,他一边鼓掌,一边在考略另一件事情。这位有血性的湖南农民的儿子,是不甘落人之后的!

    就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第二三天,毛主动要求会见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利特和高兰。

    “15年后,英国的钢产量能增加到多少?”在谈过两党关系后,毛关切地问。

    “英国政府计划是两千五百万吨,顶多三千万吨。”高兰说。

    “啊…”毛意味深长地点了一下头:“我们中国今年有520万吨,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吨,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估量毛泽东计划的可能性。只有一个人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毛泽东本人。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乘风破浪》的社论。

    1958年1月3日和4日,他在南宁点名批评了提出不可“冒进”的总理周恩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

    1958年5月1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1100万吨。

    直到1958年7月底,距离年底只有153天了。还差那么700万吨钢铁。

    毛泽东宣布:“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一开始,他还想慢一点,“先试点搞吧”。但是如同1956年一样,车轮一动,下面就层层加码,车速越搞越快,挡都挡不住。到1958年9月,风起云涌,才月把时间,全国就冒出来两万多个人民公社,90%的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

    当心有狐疑的毛泽东匆匆赶回中南海时,各省红彤彤的“报喜”早已摆满了他的案桌:仅仅用几个月时间,中国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人们的热情使他失去了惯有的谨慎。他太高兴了,说:“我们叫高山低头,他敢不低头吗?我们叫河水让路,他敢不让路吗?”

    一语之下,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近亿人上山找铁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大炼钢特。中华大地上高炉林立、火光冲天、通宵达旦。领袖与人民“共同上阵”,盲目狂热,干劲冲天。

    这里,工业钢特元帅升帐,那里,农业频传“捷报”。

    “稻谷亩产三万斤!”

    “小麦亩产12万斤!”

    “一颗大白菜重500斤!”

    “好,好!”毛泽东笑着说,“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或许清楚,中国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现代的设备和资源,只有一个优势——六亿人口。失去了群众,拿什么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

    所以他一定要保护群众热情,哪怕有些话说过了头,有些事做过了头,也得把劲“鼓起来”,而非“打下去”。

    当然,他又不愧是有过长期指挥战斗经验的统帅,在热烈鼓动和保护人民热情的同时,他的头脑却保持某种程度的冷静。

    毛泽东望了一下旁边主管农业、此时也被铺天盖地的喜报数字弄晕了头的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查查,有这么高的吗?这到底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

    不少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会提起这段时间中毛泽东与老友李达的会见。

    李达一到武汉,两人一见,李达进房劈头就问:“润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那要看怎么看。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如果讲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有道理的。”

    李达是个认真的人:“这是哲学上的错误啊!这样把群众热情捧到天上去,脱离了实际,国家不是要乱套了吗?”

    李达再说:“现在人们头脑发热,主席你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中国就会遭难了!”

    “遭难?谁遭难?”毛泽东愣了一下,忍住了火。

    但倔李达还要进攻:“不行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这问题!意思是要毛的思想转过弯来。

    什么?毛泽东吃辣椒的性格,一下子被激活了!难道要我毛泽东认错?要我向你做检讨?太过分了!

    有学者曾经指出,研究毛泽东不能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说研究他的特殊性格,一种湖南人的,从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就开始了的“宁折不弯,越压越倔”的性格。

    李达也没好好想想,他与毛泽东辩论之时,是什么环境。

    北面,几千公里之外,那个一年前还相约“共同超越英美”的社会主义盟友——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不点名的讥笑毛泽东的“承诺”是“一张废纸”,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东南面,那个被压缩在台湾额,曾是他手下败将的蒋介石,隔着海放言“共产党自乱其局”,讥笑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

    迎面而来的真理之风,与这位钢铁般性格的领袖擦身而过!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三辆高速的列车——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他的驱动下额,义无反顾地向前跑……

    多灾多难的中国啊,多灾多难的小民,包括多灾多难的深圳河,它们正在走进那个永铭史册的“苦难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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