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孩子来说，年三十有小鞭炮放、有红灯笼提着在上下村到处游逛，而到了年初一可以有新衣裳穿，那是最幸福的事了。单就我家来说，我们在农村生活的三个兄弟，是要等到正月初三才能穿上蓝色的咔叽中山装，与头戴红五星军帽、内穿整洁军装、外穿棉大衣的大哥一起步行，前往十几里以外的梅街头的舅舅家拜年。
在过去，在老家，新年穿新衣在时间排序上，好像与我今日生活的兰城的风俗不同。
文友的儿子与大人一起烤红薯
作为家中老小，夏秋时节穿大人穿过的单衣，冬春里穿棉花翻新的夹袄，是常事。可父亲却不认这个理。在农历腊月之前，他就开始筹划孩子的年衣事情。先挑一担上好的黄烟叶去白沙供销社特产店卖掉，然后前往坐落在市场北边的供销社商场挑选布匹，好在男性的布匹颜色、花样本就不多，他犹豫了片刻，便买下了差不多有半卷数量的咔叽布料。接下来，就是谁“中枪”去肩挑西湖牌黑色缝纫机，接临近有名气的老裁缝来家里制作一家子年衣的事了。这个活儿，究竟谁会去谁愿去，大脑是一片模糊，终究是放寒假前就已发生的事，恐怕我是没这个缘分的。那时候，好像也流行什么学生青年装，就是前襟有三个口袋的那种，却不知中山装是中国的国衣，能穿上它是一种福分，意味着自己提早成熟，可以与成人比肩而立了。
这下也好，兄弟四个中有三个是穿同样颜色同等款式却大小不一的服装去长辈亲戚家拜年，也就用不着介绍谁是谁了。
除了外衣，年景好的时候，我们家在自留地里不仅种植烟叶还种植棉花，父亲还会花更多的钱给家中的男孩子各买一套卫生衣和卫生裤，在我记忆中好像是粽红色的。这点是不是父亲受部队发的淡黄色内衣的影响，把大哥的穿着作为家中男孩子的标配，我是无从不知道了。而今想起来，当然是感动的情份多于求证的机会，但父亲的思想与作为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后来，读初中的时候，小哥曾给我买过一件棉袄，而在大学期间，大哥给我一件军上衣穿，不仅能遮风挡雨，而且身上自然充溢着更多成熟男人的味道。
父亲是老烟枪，为了劳动和生活方便，在冬日穿的是旧棉袄和旧棉裤，外加对襟的灰色衣裳。我想，母亲一定会为他添置新棉袄的，只是他觉得旧的更轻巧，穿起来行动更方便，就一直这样穿了，且长年不换。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二姐跟她公公学会缝纫手艺之后，弟弟的过年新衣就成了她的分内事。在新年第二天的早晨，我写此文也要感谢她早年辛勤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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