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智齿发炎，疼痛难忍，令我想起一些有关疼痛的往事。
我一向对疼痛迟钝，忍耐力极强。比如小时候，起了口腔溃疡，我就花两毛钱去药店买一瓶冰硼散，直接倒在伤口上，瞬间伤口处一阵凶猛的疼，那滋味。。。不亚于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再加一杯酒。
我没钱去看医生抓药，慢慢等着伤口消炎，也不懂得补充某种维生素，冰硼散便宜又是直敷的，简单粗暴，对我来说很实用。我也习惯了冰硼散倒在溃疡处灼烧的痛感。
结果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女生起了口腔溃疡，我自告奋勇，拿着我的冰硼散要给她上药。结果，当药粉碰到她伤口那一瞬间，她就疼哭了，我惊得不知所措，尴尬地站在一旁。我纳闷：有这么疼吗？
现在想来，不是人家的孩子矫情，是你太皮实了。
有一次，9岁的我一个人在家，切菜的时候手一划，菜刀戳到了左手上，小拇指开了一个口子，不怎么疼，只是血大滴大滴地顺着手往下流，起初我没在意，抓了一把面粉糊上伤口，几秒钟就被血浸透了，再抓一把面，又是这样……抓了四五把面都止不住血，我才开始慌了。
我用右手紧紧抓着受伤的手指，跑出奶奶家的院子，外面却没有一个人。恐惧向我袭来，我开始哭泣，边哭边往地里跑，希望能找到我家大人。也真是傻。不过幸亏，手指自己止住血了。大概是一只小拇指也没多少血管吧。
整个小学，我很瘦，小学毕业的时候才60斤，但是身体一直不错，就十岁的时候因为头痛输过一次液。
十岁那年暑假，睡了一夜地板后，第二天我就开始头痛，痛到走路、说话都是痛的。
最后痛的实在受不了了，才去珍珠街看病，输完液一个人慢慢往回挪。
我记得去的时候还是我妈带我去的，但是因为妹妹年幼，我让我妈先回去，我输完液会自己回去，我妈就回去了。
珠吉街离我姥姥家有二三里路，我走的是小路，要过一条河，翻一道岗。
走着走着，我感到越来越难受，头晕、恶心、想吐。
在我还没走到岗上的时候，我终于没忍住，弯着腰吐了个天昏地暗。
头痛欲裂，胃里又翻江倒海，真的是：太难受了。
那时是八月份，秋庄稼还没长起来，地里稀稀拉拉一些包谷苗，天地广阔，日头很大，一个瘦弱的十岁小女孩，边哭边吐。
那种绝望，肯定很深。
神奇的是，我第二天就好了，头上仿佛卸去了千斤重量，轻飘飘地，重获健康。
还有一次，我带着我弟弟（带没带他我居然都忘了），行吧，应该是没带，否则就太可怜了，我弟弟那么小，当时才三岁。
因为我是在骑车途中晕倒的，还是正在下坡路上。
正是麦收时节，大地都冒着蒸汽，我从姥姥家骑车回奶奶家，当天下午还要赶回学校上课。
许是我太心急，许是我太热，反正我两眼一黑，突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怎么知道我晕倒的呢？
疼，醒来后，发现自己脸朝下，趴在地上，自行车砸在我的身上，膝盖、胳膊传来的阵阵疼痛，让我渐渐恢复了意识。
我快速爬起来，推着车子就往前走，没再骑车，估计是腿疼，已经施展不开了。
没有理由还趴着，路上没人，荒郊野外，趴着也没人扶，当然自己麻溜爬起来。
我是在一个村子北侧的马路摔倒的，等我穿过这个村子，走到村子南边的时候，我的嘴里开始汩汩往外冒咸水，我，又想吐了。
我只觉得周围田地里的麦浪都在飞旋，天地在转，我慢慢蹲下身去，试图和缓一下身体里某些器官的抗议。
在我还没吐出来的时候，这时走过来一个老妇人，她手里拿着水壶，还有一个笼布兜着的饭盒，看样子应该是去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的。
她看到我这模样，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有气无力地说：不知道，想吐……
她立马放下手里的东西，扒开我肩膀上的衣服，开始掐我，一边掐一边叹气：“咦……这咋成这样了？天热的了吧？是不是中暑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土办法，但是我知道她是在救我。
在她的抢救下，我眼前的世界逐渐明晰，嘴里的口水居然慢慢也止住了。
真的太灵验！
代价就是我的两个肩头成了黑紫色。
我至今仍忘不了老奶奶眼里满满的怜悯。
她的模样就是万千河南奶奶、姥姥中的一个，短头发，眯缝眼，戴着金耳环。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谁，就记得那个村子，叫李村。
如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老奶奶得有七十多了，这是我的恩人。
上初中以后，我不再挑食，什么都吃，但是身体却一直不好。也难怪不好，即使我什么都吃，也会吃不饱，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
初一的时候，我经常小烧、头晕、心悸，最严重的时候，走路都是飘的。也没人带我看病，自己又舍不得花钱，经常找看大门的大爷给我开个药单，我去中药铺抓药，他给我开的，都是极便宜的药材，一副才七八块钱。他给我开药方，是不收我钱的。
碰上我发烧的时候，拿着几个钢镚，找他给我打退烧针。
后来又因为鼻炎，神经衰弱，其实这都不是什么大毛病，那时候六十多人班里至少有十几个人有鼻炎，不少人都治好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一怕花钱，二怕给我父母添麻烦，三我祖父母对我不管不问。
别说你的喜怒哀乐了，你的健康，都是无人知晓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靠走自己消化。
那时候我成天在日记本上写一些励志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苦难会让我更强大……
……
那段时间，我晚上失眠，彻夜睡不着，一到白天上课就昏昏欲睡，原本入学的时候是全校前三名，结果因为上课打瞌睡甚至被老师砸粉笔，很丢人，我在太阳穴涂清凉油用指甲把自己手臂抠得都是指甲印，用尽各种办法与瞌睡虫作斗争，但是都不行。
尽管我没有睡着，但是老师课上讲了什么，我也都没有听到。
反正整个初一都很痛苦。
我们本是寄宿学校，严格管理学生出入学校，但是我一周可以回去三四次。一是老师知道我是因为身体不好，批假很痛快，还有就是，看大门的爷爷不用我出示假条就会放行我。
下午放学后匆匆蹬着我那辆浅绿色的“红旗”自行车回爷爷家，闷热的夏夜，我在蚊子的围攻下，用两个砖头支起来的铁锅煎药，第二天一大早再急急忙忙赶回。
说到煎药，好像我很厉害，其实我到现在也不会煎药，我只是烧火、烧火，看到水的颜色变黑了，就以为药煎好了。
对于这个看大门的爷爷，我一直很感激，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街上，一个老头开着三轮摩托，车上带着两三个孩子，我一眼认出来是他，头发白了，人老了，但是还是胖乎乎的，还是那样一双正直的眼睛。
我急忙叫他：“哎，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是锦榕呀！”
他见有人叫他，赶忙笑着回应。
但是车子瞬间就驶过去了。
我猜他没认出来我是谁。
看他车上载着的几个小孩子，我猜，他也沦落成了一个留守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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