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三九》，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钱穆译】先生说：“各人道路不同，便无法互为谋虑了。”
【杨伯峻译】孔子说：“主张不同，不互相商议。”
【傅佩荣译】孔子说：“人生理想不同的话，不必互相商议。”
对本章，缠中说禅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正确的断句应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相”，去声，本义是“观察”，引申为“根据外貌判断人的命运”，然后就有了“选择”的意思。这里的“相”就是“选择”的意思，“不相”，就是“不选择”。“谋”，就是“征求解决疑难的意见或办法”，引申为“谋划、商量办法”等，《论语》后面还有所谓“谋道”、“谋食”的说法，和这里的“谋”是一致的。
在这里，缠师把本章的主体认为是道，道是不同、不相的，行“圣人之道”的君子谋道的最高原则也是不同、不相的。先不说对错、合理与否，我们看他这样解释的依据。
他说：这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成书以来，其断句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解释成“善恶邪正之间不能合作共谋、走着不同道路的人不能在一起谋划。比喻意见或志趣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等等，把“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当成一个精英小团体了，把“圣人之道”当成了小道、私道，这是和《论语》、儒家“和而不同”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试想，如果“道不同”就“不相为谋”，那何谓“和而不同”？难道“和而不同”就是在某个叫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组成的精英小团体里玩的一场无聊把戏？
道，圣人之道，就如同大河，大河是不会去“选择”的、也不会去强迫“一致”，是“不相”、“不同”的。“圣人之道”之“谋”，就是“不同”、“不相”。“不同”，就是“异”，就像上一章“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所说，对“异”不能攻击，不能去谋求消灭“异”，否则就不能“不同”，就和“圣人之道”相违了；“不相”，就是“不以相而相之”，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假设的标准，也就是以“相”相之，最常见的以“相”相之就是所谓的“以貌取人”，延伸下去，根据思想、观点、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等等，都是以“相”相之，都不是“不相”，是和“圣人之道”相违的。
最后他得出结论是：而本章的重要在于，它确立了行“圣人之道”的君子谋道的最高原则：不同、不相。必须注意的是，“不相”，不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思想不加选择，而是指对不同个体、团体的行为，不能用一种权威、上帝等独断的方式来以“相”相之，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窃以为，缠师对本章的解读与传统、常规的解读没有根本的区别，虽然缠师高屋建瓴，从《论语》全面、综合的角度来指出孔子思想的精髓，有其廓大、系统、深刻的特点，但他的解读与先儒的解读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
第一，首先我们肯定本章孔子不是讲道，是讲怎样行道。虽然缠师断句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表面上是把主体当作了道，然而他认为主体是“行道的君子”。所以这样断句没有切实的意义，只是说明了道的“不同”和“不相”，而没有突出本章的关键词“谋”。
第二，综观《论语》，孔子讲的所有的道都是人道，而非老子涵盖“天道”和“人道”的道，但不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是人和自然必然遵循的规律，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循人道，小人有小人之道，“盗亦有道”，每个人追求的、遵循的“道”各不相同，所以君子和小人会有那么多的“不同”，因此当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发现与小人的道不同时，当然“不相为谋”了。
第三，不与小人的“小道”或“私道”“相为谋”，不是说把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当成一个精英小团体了，把“圣人之道”当成了小道、私道，也并非与“和而不同”背道而驰。君子“和”的是行圣人之道的人，协调差异，从不强求一致。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篇第四•三》）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君子追求仁道，希望普天下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篇第五•二五》），但小人反仁道，怎么可能“相为谋“？
因此传统的解释“道不同，不能合作共谋”没有任何问题，是人道的一个方面，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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