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飨诗又称作燕飨诗、宴饮诗，可能主要在贵族们聚会宴饮时表演。比如《小雅-鹿鸣》写的就是天子宴群臣，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治国良策。宴飨诗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也有政治目的。西周是一个讲求礼仪规范的时代，是宗法封建社会。周天子把自己的亲属功臣封为诸侯王，赐给他们一片土地，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诸侯国，帮助周天子管理天下。诸侯国国王定期觐见天子，这时的宴飨和宴飨诗就是十分重要的。它维系着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宴飨诗反映了西周社会繁盛的场景，是周朝礼乐文化的一部分。
西周后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于是出现了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雅》中的很多诗（比如《民劳》、《板》、《荡》、《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反映了周厉王周幽王时的赋税苛重、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相鼠》、《南山》等揭露了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无耻丑恶，在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比如《荡》，据说是召穆公讽谏周厉王之诗。第一章直接谴责周厉王，其余七章假托周文王指斥商纣王，看来当时的人已经会借古喻今了。再比如《硕鼠》，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硕鼠，人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他方。
上面讲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诗经》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战争诗。它们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英勇豪壮的士气。这些诗歌可能就像现在的军歌一样，可以起到鼓舞军心的作用。《雅》中《江汉》、《出车》等反映了周宣王时期的武功。比如《江汉》，写的是周宣王命召虎讨伐淮夷，胜利凯旋后，周宣王册命召虎，赏赐召虎土地等，召虎铸造了召公簋（簋，青铜器，用以装食物），铭记其事。
如果说《诗经》是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字记录，那么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则是西周时期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现今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便是那时候的文字（称作金文）最真实的表现。有些铭文如同诗经一样，往往四字成句，记录了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
周人是热爱生活、向往和平的，大多数战争诗反映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充满忧伤的情绪。《小雅-采薇》便是出征将士在归途中所写，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将士为了保家卫国而不得不出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除了战争诗，还有徭役诗，表达了对于苦难生活的怨愤之情。
爱情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自然也少不了这类诗歌。《关雎》表现了男子追求女子时“求之不得”的焦虑痛苦，以及愿意为她做一切来讨她欢心。在人性的这些方面，今天的人和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没有区别。《静女》则描写的是男女幽会的情景，就是一件普通的礼物，也格外珍惜喜爱，因为那是心爱的人所赠。《桃夭》则有桃花的美丽想到出嫁女儿的美丽，祝愿她能够在新的家庭里过的幸福。《氓》则写了妇女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的过程，表现了弃妇愤恨的感情和刚强的性格。
那时候的爱情比较自由浪漫，不像后世的人深受礼教束缚、观念变得保守。
如此种种，不限于此，《诗经》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它为我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的人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想。有些故事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读她仿佛在欣赏玻璃橱窗里的古老文物，有些则依然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和神经，使我们不得不感叹：人性中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是永恒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仅赋予了我们血肉躯体的外形，也赋予了我们文化心理的内核。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文学奠定了基本的方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四《诗经》的艺术特征
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经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也是最基本的创作手法。
赋，铺陈直叙，把思想感情和相关事物平铺直叙出来。
比，比喻，打比方，以彼物言此物。
兴，触物兴词，触景生情，往往在篇首。
三者中，赋最常见，是基础。比兴往往比较特殊，夹杂其间。比如《七月》叙述农夫一年的劳作，便是赋。《硕鼠》以把统治者比作硕鼠，便是比。《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便是兴，由眼前景物的描写引出对人的思念追寻。
比兴的运用，使得我国诗歌表现出一种含蓄蕴藉的特点。
诗经句式多为四言，间杂二言至八言。二节拍的四言句富有节奏感，易于唱诵。
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围绕主题，反复咏唱，只改动个别关键字（多为动词或名词），其他字词不变，很像现在的歌词。如前所述，《诗经》的诗本来就是配以歌舞表演的。
比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
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
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变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的全部过程。这也说明当时的语言文字已经发展的很成熟，诗人可以运用丰富的词汇来表情达意。
诗经还注意押韵，除了个别篇章没有押韵，大多数都是用韵的。
五《诗经》的地位与影响
《诗经》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诗经》中大多数篇章都是抒情诗，只有少数《颂》诗是叙事诗。她确立了我国诗歌的抒情言志的传统，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正如西方的《荷马史诗》确立西方文学以叙事诗为主的方向。有人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英雄史诗？我们仅有的史诗也是《颂诗》里的短章。这也许和我们的诗歌传统重视抒情言志有关。而关于英雄历史事迹我们则交给了史官去处理，我们是一个重视修史的民族，史书汗牛充栋。中国人心中的诗歌，就是用来抒情言志的。
《诗经》——尤其是《风》、《雅》中的诗篇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关怀、政治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乃至于风雅变成一个词语，直到现在还被我们使用（比如风雅之事、附庸风雅等等），她意味着一种高品质的文化修养和高境界的人生追求。
每当文学生活萎靡不振浮华造作的时候，人们便遥想《诗经》，倡导风雅精神。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感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可谓代代相传，不乏其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为后世确立榜样，那么比兴则在创作手法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比兴其实是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表现。后世诗歌，多有继承。比如《楚辞》的香草美人的寄托，还有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魏晋文人诗等等。
诗经作为我国诗歌最早的艺术形式，四言诗的高古使后人仰慕，曹操嵇康陶潜等人的四言诗就是向诗经的致敬。而一些特殊的文体比如箴铭诵赞，也往往采用四言诗这种高古的诗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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