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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是前几日在某博主的公众号上看到的，今天在简友燕归来的简书中再次见到。我挺反对碎片化阅读，也反对走马观灯式的浅阅读。每当我在名人日记里读到他们的阅读记录，几乎都是连续几天读一本书，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就心生景仰。因为这对于我而言，太难做到了。我每日的生活几乎就置身在书的海洋。家藏万余册书（搬家后，可能只剩六七千册），工作岗位又是藏书四五千册的图书室。浙江省图书馆系统还推出网上信用借书的服务，最关键的是网上购书的便利。可以说，我每分每秒都在面对新书的诱惑。只要我睁开眼睛，就如同打开微信朋友圈，即使不买书，只需在书架前转一圈，就能挑出一人高的想读的书。
今日读《书屋》杂志，摘录张冠生先生的一段话：
“三十年来读者阅读心态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对此我没有太在意，能想到的只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当年‘人排着长队买书’，是久旱逢雨，如饥似渴的心态。而现在是‘书排着长队等人’，尽可挑选，买到手后也很难读得投入了。其次是当年读书求知，为的是知识使人趋向高尚，物质变精神。如今读书求知，为的是知识变‘资本’，换来多多银两，精神变物质。最后，新的阅读方式可能带来的物理性心态变化，即由纸质书本阅读到电子屏幕阅读，如电脑、手机、电子书、投影仪等，必然会带来适应的变化，这对未来出版物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和需求，值得深入研究。”
人终究是社会化的产物，逃不脱时代物质、工具的影响。在当前书籍泛滥的背景下，即使人心不浮躁，书也浮躁得经不起投入地读。所以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书只适宜于用翻朋友圈的方式翻读。书案上放着一堆书，只要其中有一本是从头至尾读完，其余作为配菜、零食也未尝不可。
今天就翻读了三本书。
第一本《书屋》杂志。摘抄的精彩段落还有：
画家石涛说：“治心功夫在定静，治人功夫在诚信，治事功夫在精规，治身功夫在勤养。”
我的关注点落在最后一句“勤养”上。这两天被胃病闹的只能躺床上做生物意义上的活着，太难受。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自己可能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胃癌可能性不大，因为身体没有明显消瘦，且每年体检都有肿瘤指标的检测。十二指肠溃疡痊愈难度比较大。因为每天都得进食，摩擦溃疡处，使伤口总也无法愈合。所以只能靠养。此病一饿就疼，过食、刺激也会疼。所以只能少食多餐。戒咖啡、浓茶，酸、辣、冰等刺激性食物。想好治疗方案，嗖地从床上爬起，邈视疾病。“治身功夫在勤养”，身勤心静，疾病定能不治而愈。
又读到“说起女作家的‘冷’，又不能不提到张爱玲。张会对来访客人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这是何等任性、高冷。杨绛的冷与张爱玲 不一样，杨绛才不会那样天真。表面上她是温润、谦和的，但底子却是不会改变的冷漠与疏离。要类比的话，张爱玲如林黛玉，高傲写在脸上，但如你能入她的眼，她便会待你如香菱、紫鹃，冷傲下面是一片赤诚的热情；而杨绛如薛宝钗，表面看来对谁都客气周到，但你永远无法接近她的内心，相处得再久，她也只会待你如香菱、莺儿，她的随和底下是不化的冰雪，‘任是无情也动人’。”
这么多年读《红楼梦》，我一直在努力化解对薛宝钗的仇恨，现在已不再那么激烈地拥林毁薛，但对薛宝钗，以及文学、现实中类似薛宝钗性格的人，始终爱不起来。有人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中还有一颗巨星叫萧红，她能类比《红楼梦》中的谁呢？萧红就是个野蛮人，没有张爱玲、杨绛书香门第的贵族气，她当然不能类比正钗的夫人、小姐们，顶多副钗、副副钗，我挑来挑去，也就可比那个与秦钟偷情的智能儿。
每日读史是必不可少的功课。目前在连续读《黎东方讲史》系列，今日读到明朝。前本宋朝还是编年体，此本明朝却写成了记传体，读来甚不过瘾。于是又想发宏愿，挑战书架顶端的那套《二十四史》。后一想还是将黎东方读完再说吧。简单的都不能有终，遑论巨著。
下午收到陶亢德著《陶庵回想录》，陶亢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出版人。曾为邹韬奋《生活》周刊的编辑，《论语》杂志主编，后又与林语堂合资创办《宇宙风》，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期刊界斩露头角，结识了文坛上众多知名作家。在他的回想录中，常能读见名作家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比如他写童年时就读过的浔阳小学时特书一笔，
“这学校后来有过女学生，其中一人给教师高季琳（笔名柯灵）爱上了，据说写过血书，求她和他结婚 跟他而去。后来这位高君有了一些地位，就同她离了婚。”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也写到柯灵。柯灵在小说中化名荀桦，因从事革命活动曾经被日本宪兵逮捕，他妻子通过盛九莉（即张爱玲）找到邵之雍（即胡兰成）帮忙使他得以出狱。荀桦那时有两个妻子，拖着一大堆孩子。战后，九莉坐公交车去一个日本人家里看望躲在那里的邵之雍，碰上荀桦。荀桦就趁着公交车拥挤，用膝盖夹紧她的两条腿。她写道，从他膝盖上尝到了坐老虎凳的滋味，他这么做是提醒她：汉奸妻，人可欺。
有两位作家书中提到柯灵都是如此“色魔”的形象，可见这位大作家的人品应该有点问题吧。
在陶先生的童年回想录中还提到绍兴地区的特殊阶层——堕民。注解里说，“堕民又称惰民，是明清时代散居浙江东部绍兴、宁波等地的一些贱民。一说由元军灭南宋后，集中于绍兴等地的俘虏及罪人演变而成。一说宋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人引以为耻，乃贬其部卒之籍而成。一说系明初安置的张士诚，方国珍部属。数百年来，堕民深受歧视，不许与一般平民通婚，不许应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清雍正时削籍，与平民同列。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堕民在事实上才完全消失。”
我刚好在《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上，读到张士诚、方国珍的章节。张、方是两支反元起义军。张士诚的出身是个盐贩子，一生唯利是图，他的造反起义并未存“复宋”之心，“反元”之后，又降元，降元之后又反元，皆以个人利害为计。最后被朱元璋所灭。朱元璋叫他降，他不降，自缢而死，最后也算死得“有种”。
方国珍是海盗起家，素无大志，对元朝时叛时服，还混得个“浙江行省左丞相”一品大官。最后也被朱元璋攻破，他写了一封降表，极尽动人之词，朱元璋不但没杀他，还给他官作，两个儿子也都封官加爵。
所以注解中一说张士诚、方国珍部属，似为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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