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上蒙尘

      在合肥站人声鼎沸的候车大厅里，已整整坐了四十分钟，百无聊赖，开始有点睡眼惺忪起来。可睡又睡不着，醒又醒不了，那种感觉真真难受，最后还是被那名老妇人“醍醐灌顶”，睡意了无。或许这样说，于修辞上并不准确，不过于心灵的触动，确不为过。

      表情悲戚，左手上蒙着厚厚的纱布，几乎是一步一跪，反复低声地向周围的人们哀告着什么，然而应者寥寥，鲜有人拿出哪怕一元硬币给她。此般的戒备与冷漠，早便不足为奇，更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调调甚嚣尘上，毕竟是有那么多的欺诈在前呵。施或不施，是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须非议，正如这老妇人，你可以不理会她的央求，但又何必去指斥与怀疑。在尘埃中那么痛入骨髓的一跪，放下脸面，放下尊严，纵然是“骗”，难道还不值微不足道的一元两元吗？一元两元，以时下的购买力来说，很难想象出可以购得些什么，也就是坐次公交，吃根冰糕的样子吧。如果，如果“她”真是走投无路，这些零零散散的硬币又真的可以帮她及她的一家度过困厄，每个心地良善而又因怀疑拒绝的路人，会不会感到一丝丝愧疚。

        义无反顾地选择相信，即便是又一次上当受骗，因此抢在她要跪之前的一瞬，慌忙将五元纸票递到她的手里。她合掌一揖，没有说什么感恩涕零的话语，默默地走下去，依然继续着她的漫长的熬煎——就算是骗局，也该是无比痛苦了吧。老妇人与母亲差不多的年纪，再退一步，哪怕是任何一个人，也当不得人家那“推金山、倒玉柱”的一跪。虽然自认并不高尚，至少没有高尚到佛祖割肉饲鹰的地步，甚至连张丽莉老师那种推开孩子直面疯狂驶来的大巴的勇气都未必能拿得出，但至少可以做点力所能及又无伤自身的卑微小事，来安慰自己风尘密布的灵魂，非是自我救赎，茫茫人世里相遇，举手之劳罢了。

        徐峥导演的《人在囧途》里恰好也有相似的一幕。女教师跪在人群之中，乞求路人捐点钱救救她手术的学生，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作抵押，说只要家里人一送钱来，她马上还。事实上没有人给她送钱，她也没有还哪一个，学生的病却是真的。最后“徐峥”与“王宝强”从码头上直追她到她与孩子们寄居的陋室里，真相大白，“大老板”与“打工仔”同时都被她们的遭遇震惊了，良久默然，最后“徐峥”像此前的“王宝强”那样留下了兜里全部的现金。电影已上映多年，自己也确不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还是忍不住赘述，什么理由也没有，电影也好，杜撰也好，类似的场景需要每每展现，需要叩击每一个旁观者的心扉，如此而已。

        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陈年旧事。跟同事因为业务工作寄宿到沧州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旅馆中，那是一个四人床的大房间。晚上吃饭回来，发现房间又来了两位，十多岁的瘫痪少年和他瘦弱委琐的中年父亲。少年面目清秀，很讨同事的欢喜，因为有些倦惫，就先睡下，他陪着少年说话。他送给少年水果和吃食，恍惚听到是父亲背着儿子到沧州治腿，迷迷糊糊地想，放着北京天津不去，千里迢迢从南方赶来，难道沧州出了神医么。第二天同事独自出门回来，一进门就满脸愤懑，说真堵心！遂白了他一眼，问，干嘛？他悻悻然地说，原来昨晚的父子是那种跪地骗钱的，“儿子”把两腿从背后顺肩膀折到脸前，趴在某处的路旁，“父亲”蹲到不远的树荫里吸烟。后来把这事跟小旅馆的老板讲了下，却忘了报警，天晓得哪个“狠心”的父亲会如此虐待自己的骨肉。

        被骗又如何呢。后来跟同事说起，那个孩子没罪吧？你给了他吃的，他就会多增加一点抵抗力，路人给了他钱，他就少受一些“父亲”的摧残，至于“除魔卫道”的事情且让“警察叔叔”们去干，这是他们起码的社会职能。如果再深一点，此类现象的根除，只能仰仗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诸多部门的共同协力了。忽然很“恶俗”地想，恐怕每年全国数以亿计的舌尖上的腐败、浪费节省下来，便足以救济天下所有的“可怜人”了——明知是“理想国”，想一想也好。

      老妇人又跪了多少，又有几个人给了几块“大洋”，不忍去看。后来她慢慢消失，报站的委婉女声迟迟响起，于是拎起旅行包，汇入到涌动如流的人群中去。

膝上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