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我在压力和竞争中艰难坚持之时，恰巧读到苇岸的《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得以在苇岸笔下的美好自然中获得片刻慰藉。如今，我也选择了和苇岸相似的道路，选择在让人窒息的社会竞争和无止尽的金钱名利攀比之中，独自找寻一条面向道德、简朴与善良的，面向自然万物而行进的道路。苇岸在书中对自然万物深沉的热爱，对不顾道德和良知唯利是图行为的批判，以及对人类向自然资源索求无度、破坏美好自然环境的思考，如同一股潺潺的清泉，滋润和抚慰着被城市的喧嚣和烟尘所围困的、在社会的尘杂中变得浮躁不安的心灵。
深受《瓦尔登湖》影响的苇岸，自人民大学毕业并回归家乡，成为了一名教师、作家和“大地的观察者”。苇岸受梭罗影响而从诗歌转向文学创作，是梭罗的忠实“信徒”，他的作品风格却与梭罗有所不同，整体风格更加柔和、细致，思想深刻却并不强硬，其中隐约透着寂寥、悲凉的意味。如果说梭罗所追寻的是真理，苇岸所追寻的则是道德和良知。苇岸用敏感、热情与善良的目光，饱含深情地观察着他身边的大地。在《大地上的事情》及苇岸的部分日记中，他用纯朴温和的笔触，细致地描绘着蚁巢和蜂巢、蜣螂和象甲、麻雀和鹞子、星星和草原等自然万物，也有部分篇幅是他观察到的种种“人事”及对社会问题的评论。在他的笔下，麻雀不只会跳跃还可迈步行走，鹞子和野兔代表着田野往昔的繁荣，白桦林间的落叶像鸟一般飞翔，熊蜂是昆虫世界的王，季节都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人与人的道德、人与大地的道德同等重要。他推崇人类对于自然万物悲天悯人的情怀，赞美儿童的自由不羁、天真与创造力，赞美纯朴的劳动者和纯粹美好的社会关系。在他所热爱的自然万物中、在那个年代尚未被物质主义和工业污染完全侵染的乡间，他孜孜不倦地找寻着、记录着心中所向往的一切，也为即将来临的下一个时代、为人性中的贪婪和自私、为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深感不安，为理想中美好世界的消逝而叹息。《大地上的事情》相较《瓦尔登湖》，少了大篇幅的深刻哲思与批判，却深深蕴含着苇岸对自然万物的善良与悲悯，饱含着他对人类和世间万物无差别的仁爱与深情。
在《我与梭罗》中，苇岸谈到他对梭罗的理解，认为“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大多简单地把他归为只是个倡导（并自己试行了两年，且被讥为并不彻底）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位和职业，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他（这是我喜欢梭罗——而不是陶渊明——的最大原因）。”苇岸从自我实现的方面谈对梭罗的理解，肯定了梭罗并非瓦尔登湖的“隐士”的观点，认同梭罗在瓦尔登湖的“隐居”是为了证实“人可以过他想过的生活”的一种方式。“隐士”不过是梭罗在实践各种职业、以达到“人的完整性”过程中一个暂时的身份，梭罗也并不打算被限制于这个身份，不打算为了这个身份而放弃一切。在《土地道德》中，苇岸将梭罗与利奥波德相对比，并谈到利奥波德在《沙郡年记》中倡导的“土地道德”，即“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的生态伦理观。这个理念贯穿在苇岸的文学创作始终，是苇岸、梭罗以及众多生态文学创作者的核心观点，在当今社会也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与认可。在苇岸的作品中，不停地传达着这样的主张：“人类并非自然万物的统治者，而是大地上的一份子。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并非征服与被征服，而是互相平等、彼此和谐相处。”他是西方大地伦理观在国内实践的先导，在古典田园诗、隐逸诗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了生态伦理散文的新领域。
苇岸谨慎、克己而谦卑，为贯彻自己的理念而坚持素食，将自己置于同草木平等的位子上，以儿童般纯真的视角和最平易近人的姿态，日复一日观察着他最喜爱的大地。他不使用赋予人格化的“自大”方式来描写动植物，而是用朴实、平和而宽容的语言，描绘着自然最纯粹的样子。他最喜欢的动物是麻雀、野兔和驴，都是最为常见的乡间动物，或许这种喜爱也代表着他对自己身份和性格的认同。他是最亲切的大地观察者，也是真正的“大地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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