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越国灭掉吴国后，范蠡根据勾践的长相是长脖子，嘴向前突起好像鸟嘴一样，认为勾践是那种，只能够共同度过患难，却不能够共同享受安逸快乐的人，于是与他自己的领民、属下渡海而去，到了齐国，写了信送给大夫文种说：“鸟儿打完了，优良的弓箭就没用了而被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给打死了，猎狗就没用了煮了来吃掉。您也可以离开了。”
苏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乌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故曰「蠡亦乌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
苏轼说：范蠡真是唯一会为其国君相面的人，让我来给范蠡相面，范蠡也是嘴向前突起好像鸟嘴一样的人。喜欢财货的人，是世上那些微贱的人。以范蠡的贤能，哪里是聚敛财货，囤积居奇的人呢？怎么会做到海边耕种，凭父子的气力耕作，做很多钱的买卖，钱财一会散去，一会聚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这岂不是才能有余，道德不足的人么？所以说范蠡恐怕是功成身退，却到底心里不能平和的人吧？如果勾践能够大度，自始至终重用范蠡，范蠡也不是那种能清静无为，老死在越国的人，所以我说，范蠡也是嘴向前突起好像鸟嘴一样的人。 鲁仲连使秦国军队退去，不入侵赵国，平原君为了答谢他，想要封赏鲁仲连，用千金为鲁仲连祝寿。仲连笑着说：“天下的士人之所以都尊敬我，是因为我为人排忧解难却分文不取。如果收受谢礼，这是商人们才做的事，我不愿意做。”于是离去，终身不再出现。逃走隐居于海上，说：“我与其富贵而屈辱于人，宁愿贫贱而藐视世俗，放纵心志。”假使范蠡的离开，也和仲连一样，那离圣人的标准就不远了。
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句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不受诛，子复雠，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之言。
哎呀！自春秋以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出仕，什么时候该罢手，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没有比得上范蠡的，但做到如此还是仍然不足的，这就是我所以要屡次叹息而深切悲哀的。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有才智的人杰，而扬雄不过是一个乡野偏民，却想用自己不多的学识来歪曲、诬陷这三个人：认为三次劝谏而君王不听他却不离开、鞭打楚平王尸体并抄家（籍馆）是伍子胥的大罪，认为不奋力向勾践进谏却离开到会稽隐居是文种、范蠡的罪过。扬雄只听说古代有三谏不听就该离开的说法，就想用这个来约束天下所有的士，难道不是见识鄙陋吗？三次劝谏不听而离开，是对为人臣子却与主君交情不深的人而言，如宫之奇、泄冶这样的人就可以这样做。至于像伍子胥这样的，世代为吴国臣，早已与吴国生死共存亡，离开了吴国又将到哪里去呢？屡次进谏不听的话，可以以死相谏了。孔子离开鲁国，连一次劝谏都没有，又哪里用得上三谏呢？父亲不当被杀而死，做为人子的为他报仇，是礼。仇人活着的话就当斩首，死了的话就当鞭尸，这是因为触到了人最悲痛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所以，前世的君子都为其难过并宽恕了他这种行为，难道扬雄不是人的儿子吗？（意思是，如果扬雄的父亲遭遇那样的非常之死，扬雄难道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为父报仇吗？）至于抄家，是阖闾和其他群臣的罪过，并非伍子胥的本意。勾践被困于会稽后才能用文种、范蠡二人，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强谏并因此死去，那么扬雄又会拿伍子胥那样的罪名来怪罪他们吧。以上（扬雄所认为的）那些都是小孩之见，不足为道，只不过我不忍看到此三人被诬，所以写了以上文字。
读后诗曰：
范蠡鸟尽便弓藏，文种因才君赐亡。
伍子鸱夷终被弃，成仁取义守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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