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论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大，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若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谨论。
译文：
论用礼义信成就一个人的道德
论说道：世上有需要身居高位人做的事情，也有需要一般平民百姓做的事情。做得事情越大那么身体就越休闲而责任却越沉重，做得事情越小则身体越劳累而责任却越轻松。大事做到极致就是天子，小事做到极致就是农夫，各有各的职责，不可以混淆了。责任重大的人，身体不可以不悠闲，不悠闲，就不能胜任管理天下的重要职责。责任轻松的人，身体不可以不劳累，如果不劳累，就不能让责任重大人的身体悠闲下来。这两类人就好像用心思考是内在的表现，而手足行动则是外在的表现。所以不去耕种就有食物，不去蚕织就有衣服，作为君子不以此感到羞愧的原因，是因为职责太大的缘故。（这种社会现象）自尧舜时期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变。
由于后世学问的衰败和道德的毁坏，这些做学问人士的智慧，没有见到他们的发扬光大，而我却看到他们狭隘和偏激的地方。以为只要是有治理国家责任的人，都要穿破衣服吃粗陋的食物，与农夫并肩耕种的这种治理方法，用一个人的身体，要自己兼能做百种的工作。所以在孔子的时代就有说法了。当时樊迟接受圣人孔子的教育，就非常的忧虑迷惑，因为他仅仅是想在孔子这里学习耕种庄稼的技能。孔子知道后说要放眼于天下来说服他，所以言论及其宏大，樊迟为他的言论也深深感动。要这样想：“上位的人重视礼节，那么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敬重；上位的人重视正义规范，那么老百姓就没有敢不顺服；上位的人注重信用，那么老百姓就没有敢不用心。如果是这样，那么天下四面八方的百姓便带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了，怎么还用自己种庄稼呢？”对这句话能理解的人都认为是拥有礼义信就可以成就一个上位者的德政。
当时的樊迟完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要学习耕种的人，为什么这样呢？是不是因为粮食不够，而老百姓有不遵守礼法的心意来慢待君上而以此为忧愁呢？是不是因为君上独自享受安乐荣华而使老百姓辛劳苦又特别贤良而以此为忧愁呢？是不是因为君上不亲身亲为就没有话语权来教育百姓而以此为忧愁呢？有这三种忧愁的人，都是世俗的人忧虑算计的过多而已。
君子以礼仪来治理天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使尊贵者习惯成为尊贵，使低微的人安心低微，那么老百姓慢待君上的行为，就不用忧愁了。君子以正义规范来处理天下的事宜，使拥有一个国家俸禄的，不会自我感觉太多，值守站岗打更的人，不会自我感觉收入太少，那么老百姓中的那些特别辛苦劳累的人，也就不是应该忧愁的了，君子以信用明确来应对天下所有的疑惑，使一切事物的内在表现，必然要在外表显露出来，依照一个人的功名位置，就能得到相应的实际待遇，那么说空话不能教育人的事，也不是应该忧愁的。所以说这三种忧愁，都是世俗的人忧虑算计的过多而已。非常恭敬谨慎地论说到此。
读后诗曰：
樊迟问孔不知农，礼义仁怀四众从。
不织不耕君不愧，德成天下去忧容。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