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伊.山多尔：逝去的欧洲，最后的贵族——《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

马洛伊.山多尔：逝去的欧洲，最后的贵族——《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

有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写作的年代全无瓜葛，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类作家，要读懂他们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的生平和时代。

马洛伊.山多尔属于后者。

1900年，山多尔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贵族式的精英教育。

16岁时，山多尔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崭露了文学才华。

18岁时，山多尔因身体孱弱逃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读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所大学，期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

19岁时，山多尔从大学辍学，到德国从事新闻写作，之后辗转欧洲各国游历、工作，期间发表了诗集、小说等作品。

1928年，28岁的山多尔回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但他童年时代的家乡考绍和班库已在匈牙利战败后划入他国领土。

1939年到1945年，二战爆发。

1948年，在前苏联的文化管制下，山多尔因其左派作家身份流亡欧洲和美国，从此再未回到祖国。

《一个市民的自白》成书于1934～1935年，这段时期山多尔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居住，欧洲正处于一战与二战之间这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小说近乎自传，采用第一人称写作。

翻译者余泽民先生在后记中写道，书名中的“市民”并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认知的那个“市民”。书里的这个“我”，代表着一种逝去的欧洲精神，“我”并不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市民”，而是整个欧洲的“市民”。

“我在人类之外，别无祖国。”——斯蒂芬·茨维格。在山多尔的那个年代，欧洲的许多知识份子都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比如马洛伊.山多尔、斯蒂芬·茨维格、弗兰兹.卡夫卡和托马斯·曼。

在写到“我”在幼年对写作萌生了兴趣的时候，山多尔写到了家乡班库的教堂：“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

童年时的家乡——班库的教堂，对于成年后的山多尔，是精神家园的象征物，象征着在一战后逐渐消逝的贵族精神——理性、智慧、美德。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瓦解，整个欧洲建立在贵族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开始崩塌。回不了童年时的精神家园的，不仅是山多尔一人，还有整个欧洲。

对欧洲的旧秩序，山多尔不乏批判，他对奥匈帝国的阶层固化、宗教神职人员的腐朽、精英教育的死板、上层对底层的压榨等问题，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作为贵族家庭的末代后裔，山多尔自始至终认为自己“走在亡人中间”，受到家族血缘中流淌数代的“个性”影响。

山多尔在自己的家族里虽然是个叛逆者，他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就辍学，从事“不够体面”的新闻记者工作，在欧洲漂泊十年居无定所。虽然他过着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仍然是旧秩序中的一员。

在欧洲游历的十年，是书中难得一见光明的段落。“我”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和异乡人的目光，审视着一战后的欧洲各国，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民族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段落中处处展现出理性和智慧的光彩。

“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

“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在怯懦硅行的欧洲人前头。”

“（英国人）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就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英国人无聊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高贵野兽。”

婚后，山多尔与妻子在巴黎居住了6年，几乎把巴黎当成了第二个故乡，但是突然有一天，山多尔在书中写道：

“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

“我”在28岁的时候，深感自身肩负着“精神的命运”，就是必须用匈牙利语写作，于是回到了布达佩斯居住。

可是战败后的布达佩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觉得如此陌生。

“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化。”

“我”在欧洲旅行时是个异乡人，回到家乡，受到法兰西自由主义精神熏陶的“我”，仍然是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的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书结尾处的这一段话，大约是笼罩在一战阴影下的欧洲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整个欧洲，人人都知道会有第二次战争，但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来临。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下，精神生活的追求最先坍塌，欧洲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追求“理性、智慧、美德”的欧洲。

“在社会鼎革变迁之际，不同价值观混合并行之时，有人能抓住主流意见与权力价值，而得以顺利升迁，荣华富贵也纷至沓来；而对于那些坚守旧日道德与价值观的人而言，所感受到的是格格不入的痛苦，和精神源流消逝的无奈。”——陈寅恪

马洛伊.山多尔将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和无奈，写成了这本书——《一个市民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