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这些日子,如潮的悼念汹涌而至,又席卷而去。今天,在潮退的沙滩上,我捡起一枚石子,凝视着她消逝的背影,陷入沉思。
杨绛先生的辞世,中国文化界一片悼念之声,读过其书、受其教益的我等小民也慨而叹之。先生生前不喜张扬,悄悄地隐身,身后却引发各界关注,公众产生了强烈的怀念情绪。
人们怀念杨绛,固然是她传奇的一生。品德、成就、爱情、长寿,我们的一生只要有其中一项自豪,就足矣,而她却具于一身,其实还不止于此。
人们怀念杨绛,更因为她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与其说是怀念杨绛,不如说是悼念一种品格的逐渐消亡——她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坚守者。就像看着天边的佛光,在一点点远去,那最后消亡的一缕佛光,更加揪起我们内心的眷恋和怅惘。
因为这种品格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我们缺少这种品格,但我们仰慕它。我们知道它的宝贵,虽然我们做不到。
人们这样评价杨绛——旧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旧人。
她与旧时代的女性不同,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她一生读书、思考、写作,晚年整理丈夫手稿,拒绝领导来探望,在这个热闹的年代,静静地退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代表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傲气!
那是一个知识界涌现许多大家的时代。鲁迅、陶行知、朱自清、老舍、钱学森等等,在民族危亡之时,在新中国建设之初,这些人不愧为民族的脊梁。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杰出知识分子,可以用“温润如玉”的君子来摡之——沉静内敛,豁达通透;修心修身看透名利,追求真理不畏强权。
而杨绛只是他们的其中一员。她对名利的态度令我们汗颜,她写信给舒乙,声明她和钱钟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她写信给文联的领导,表示钱钟书生前不愿意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所以她拒绝为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
她将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不仅如此,她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
我们能做到吗?不能。我们想着怎么出名,哪怕是一点小名也让我们沾沾自喜,使我们有成就感,颇有一种“大丈夫当如斯!”的骄傲。我们唯恐别人不识,于是借各种媒介宣扬自己,甚至于“炒作”。在这个看脸、看名、看利的时代,大家热热闹闹地追求“成功”,还有多少文化人能够平心静气的坚守着文化的信仰?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杆,它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素质,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希望。又一位老知识分子走了,最宝贵的东西,她带走了吗?她曾经坚守的,我们还能否继续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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