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一个总督衙门有多少人？
我们以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期为例，工作人员约在100人上下，也有文献中说超过200人。上百人的机构里，最高长官自然是总督大人，下面有幕友、巡捕、书吏、杂役等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办公团队，每年的收入和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账。
张宏杰的《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暨总督时期）：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以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状况样本，研究晚清时期军队、督抚群体的收支情况，以小窥大，洞见晚清的财政制度的弊端。
《给曾国算算账》原本是张宏杰的博士论文，他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史实，展示了曾国藩极具生活烟火气的一面。这里我们以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期为样本，看看清代督抚群体的一本经济账。
一、清代督抚及其权力
清代实行督抚分寄制，督抚包括“总督”和“巡抚”两个职位。总督的管辖范围多为几个省，而巡抚只管理一个省。总督的权力要更大。按照《清史稿》的说法，他们的职责分别为：
总督“理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管理，修治封疆”，巡抚“宣布德意，抚安军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
督抚作为地方次政治中心，享有官员察举、题调、辖区内军队管理、行政、司法等多项权力。两江地区（即江西、江南，后者包括安徽与江苏）、直隶（北京、天津）作为经济和政治重镇，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人选至关重要。曾国藩前后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做了9年之久，也担任过2年的直隶总督，最后在尚未修建完工的总督府西花园散步时去世。
对曾国藩来说，1862年当上两江总督，是他军政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因为困扰湘军的粮饷问题有了着落，湘军作为非正式编制的军队，军饷不是由朝廷直接拨发，而是来自于劝捐、厘金、以盐抵饷、各省协饷等渠道。曾国藩虽然之前一直有在籍兵部侍郎等头衔，但并无实权，在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过程中频频受阻。有了“总督”之职，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胜算又多了一成。
二、两江总督的收支账本
当上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的个人收支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此期间，曾国藩的个人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正式收入有薪俸155两、养廉银18000两，合计18155两。非正式收入即俗称的“陋规”，也包括两部分，分别来自有权有钱的部门和各级官员。前者包括盐政、漕运等部门送来的规费，后者由各级官员致送，包括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离任礼等。
之所以有“陋规”存在，一大原因是清朝长期实行“薄俸制”，正式收入完全无法覆盖支出金额。两江总督每年的实际支出金额在4万两上下，2万两的缺口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补充。
每年4万两银子的支出都花在哪儿了呢？有三大块，一部分用于总督及家眷的生活支出。第二部分是总督的幕僚、书友、仆役等工作人员薪资。第三部分是官场上的人情往来，诸如吃喝应酬，送给上级官员的礼金和规费等。比如曾国藩在同治七年到北京，别敬支出一项就花费1.4万两银子。
收入和支出名目繁多，曾国藩处理原则就是“公私分开”。薪俸和养廉银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和馈赠亲友等。规费收入另设小金库，用于官场应酬、办公经费等，离任时如有剩余，就捐献到地方公益事业中，个人不取分毫。在身故之后，留给家人的财产只有多年攒下的养廉银1-2万两，办理完曾国藩的丧事之后，已经所剩寥寥。甚至后来曾纪鸿家人生病都缺钱医治，还是左宗棠寄来300两银子解了燃眉之急。
三、清代清督抚类型面面观
根据张宏杰的观点，晚清督抚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清廉型、中庸型、贪墨型。
与曾国藩类似的“清廉型”督抚包括左宗棠、林则徐等，为了维持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他们收取陋规，但并不把它作为个人发财的机会，公私分明，在道德上具有较高的原则性。
另一种是“中庸型”，以李鸿章为代表，做了不少实事，但也用权力寻租，积累下百万身家。例如在合肥期间，李鸿章及其家人购置大量房产，在洋务运动期间，也有不少干股入账。
更极端的就是“贪墨型”，以乾隆后期的王亶望、和珅为代表，在敛财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个人财富甚至超过了皇帝。
同样作为督抚，清廉与贪墨之间差异主要在于灰色收入的高低和用途。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晚清制度的缺失导致权力失去了制约，官员个人的道德因素成了关键因素。曾国藩、左宗棠等立誓“不以做官发财”者只是少数，人性有贪婪的一面，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抵御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
谈到清官，明代的海瑞是最典型的案例。他时刻以法律的最高限自我约束，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对所有的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深恶痛绝。母亲过寿时买了二斤猪肉，竟被坊间传为奇闻，去世之后所有遗产不过几十两白银。但这样刚直的性格在官场中时常碰壁，试图清理兼并土地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道德有时是很苍白无力的。
与海瑞相比，曾国藩算不上真正的“清廉”，他对于陋规和官场应酬并不完全拒绝；在湘军时期提拔自己的弟弟进入领导层，建立军功，封官进爵；对于曾国荃的贪婪虽有敲打并未严惩，曾氏一族从普通小地主一跃成为湘乡地区的豪绅。
按张宏杰的说法，曾国藩可以称作是“非典型清官”，在骨子里有坚定的原则和信念，但迫于现实和传统家族观念的压力，有一定的变通。在晚清官场中，“内清外浊”可能是最具操作性，也是无奈的一种选择。
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一句话：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督抚作为清代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收支数据折射出的是清代制度设计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组织与制度往往有其内在的惰性，一向追求省心省事的清代皇帝们，对于制度存在的问题早已心如明镜。如果彻底变革，可能要牵动许多的利益群体，影响范围和后果都无法准确预估。
于是便选择在原有制度上“打补丁”，比如部分陋规合法化、惩治巨贪、强化道德约束等，但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仅凭个人道德约束难以改善整个官场的风气。随着“补丁”越来越多，非正式方案登堂入室，而原来的制度退居二线，被湮没在落满尘埃的故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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