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周霄
关于美学,朱先生说:“离开了艺术,也就无所谓真正的人生。”
而西方哲学认为:人生,本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赋予人生以意义。
意义,更在于描述人生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而艺术,更倾向于描述人生的超越性和审美性。
我的观点是:人生必须有意义,但仅有意义的人生,还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还得活出灵魂的“趣味”。
中国人写文章,有个传统叫“文以载道”。我既认同,也不认同。
所谓“文以载道”,其实就是注重文章的实用性。通俗一点讲就是,文章是为“道统”服务的。这里的“道”,在封建社会就是“儒道”;在当今世界,就是各国的“政治正确”。一个国家,需要有凝聚力,写一些文章为国家宣讲,我认为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所有文章都如此,则又走入了危险的“死胡同”。WG期间的样板戏和八股文,放之今日,又有多少价值?即便在当时,又对于国家有何真正贡献?过头了的“文以载道”,反倒是把那个时代的人们集体“阉割”,把国家推入了几近覆灭的深渊。
不仅文章,不能只讲求实用性;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
一味功利化的人生,会看不见美。一旦我们只戴上“实用和功利”的镜片,那么美丽的街区对于你而言不过是通往办公室的路;街心的喷泉,不过是取水或纳凉的所在。美学上种中观点叫,“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说的就是生活的工具化(过度追求秩序和效率),会扼杀对美的感受。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朱光潜说:“艺术,就是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是什么,让人脱离了世俗的生存,而获得了灵魂的高贵?是什么,让人的目光能够穿透浅表的外在,而照亮万物深处的美?我认为,是“思考”。
一个国家讲究ZZ正确,非常必要,民族凝聚力就在于此;但一个国家也非常有必要保护那些“独立思考”的人,恰是思考,带来了民族的创新和发展。
从理论上看,人生是具有多样性的;有实用价值、道德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道德的人生,看重的是善、恶;科学的人生,看重的是真、假;审美的人生,看重的是美、丑。在一定程度上,道德和科学的价值都是联系着实用价值的,而且以实用价值为基础而存在。如,仁义忠孝都是善的,因为他们联系着人群普遍的幸福,是具有实用性的;但美之所以为美,它不在于对人群的效用(但也不代表对人群没有实用的效用),而是超越实用价值的。审美价值,能够超越狭隘的功利性,而上升为人类特有的美感体验。朱光潜说,“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不能进行道德行为(因为没有与之联系的人群),但他依旧可以进行审美活动”。是的,善恶伦理是有所依赖的,而“美”则是具有超越性的。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审美活动),就是为了弥补人生和自然的缺陷,将人从实际生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于对于人生和自然惟妙惟肖的模仿;那么,我们既有了人生和自然,又要艺术干什么呢?
从实践上看,“思考”带来了艺术;而“艺术”成为了文明的重要尺度。
艺术凝聚了民族认同。在追忆炎黄历史时,我们的民族身份得到认同;在感受补天、奔月神话时,我们的民族气质得到了奠定;殷商的刀笔刻画出书写与文明;孔子端庄朴实的君子之风、老子铿锵有力的微言大义、孟子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人格、庄子周游无碍的自由精神、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文化和谐;这些艺术形式,莫不来源于思考,莫不凝聚了民族的魂魄,推动了民族的发展,让中国有了生生不息的底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
思考。创造了艺术,推动了文明。如果屈原屈从于流俗,那么汨罗江畔的行吟会大为失色,中国的爱国精神也失去了源头;如果司马迁屈从于权威,那么中国就少了人本主义历史的传承,史家的著作也失去了最闪亮的光辉;如果没有曹操的豪情,没有魏晋的风骨,没有盛唐的气象,没有苏轼快乐而可爱的人格,没有李清照坚韧如金的贵族气质,没有曹雪芹具有哲学高度的红楼梦,中国的文脉,何以为继?中国人,又何以成为中国人?
无数的生命,都在被艺术塑造,被美诠释,被思考点亮。李白本想做一个“功名显达、匡济苍生”的士子,无奈狂放不羁的他,如何能够压抑住灵魂深处的仙气与豪侠?那本叫作《诗经》的文学集子,如果失去了那些反映民间疾苦的国风,中国诗歌又会失去多少丰腴的血肉和动人的腰身?
作为艺术的人生,需要思考,既要有对崇高的赞颂,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对善的推崇,对真的抵达;也要有对美的欣赏,对多元的宽容,对人格的独立,对思想的肯定。
罗振宇说,真正的智慧,在于头脑中同时存在多种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能够并行不悖,在实际操作(处世)中达成动态的平衡。朱光潜说:“真正的艺术家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
苏轼。儒家思想,让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秉持忠君爱国之心;道家思想,让他“小舟从此逝,江海尽余生”,困厄时不走极端,逍遥无碍;佛家思想,让他“也无风雨也无晴”,四大皆空,随缘自适,无执空明,把人生活出了哲学和美学的高度。这三种思想,同时存在于他的精神世界中,当遇到“圣明赏识”时,他就以儒家为主导,尽力为苍生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当“命途多舛、仕途不遇”时,他就“佛为衣、道为骨、儒为心”,用佛道思想来开解人生,尽力有为,又不走极端。
这是古代的例子。如今,疫情在前,也有这样“艺术”的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智慧的人。比如,张文宏医生。疫情当前,需不需说真话?是不是不论场合、什么时候、都能讲所有的真话?张医生处理得就很艺术。国难当头,首先,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一切精力放在防疫抗疫;为国家做好宣传工作,稳定民心,凝聚民力,统一民识,有大局意识,这是原则和底线;当时机合适,则出于公心,敢于讲一些真言忠言,稍稍推动或改正一些防疫行动中的不当行为,这是良知和人格。善意的真言,需要合适的时机和场所;善意的谎言,也有存在的必要和合理性。
一个人,读书、走世界,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而是为了学会用自己的脑思考,形成自己坦荡独立的人格。明白“大义”和“小节”,明白“矛盾的和谐”,明白“轻重缓急”“进退有度”,明白“执着与变通”……,当一切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时,那才叫生命的艺术,那才叫真正学会了“思考”,那才真正做了一回“人”!
知道真实世界的样子,和理想世界的美好,知道并遵从内心的召唤,也明白前路的未知与挑战;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看透了生活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是的,什么是真正的生命艺术,我以为,就是对世界的欣赏、对万物的悲悯、对生命的坦荡、对人格的珍惜、对良知的坚守。
关于功利,我会告诉孩子。世界本来就不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现实世界中每个人的自身价值,都有他相对应的市场价格和别人心目中的阶层标签;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的相对冷漠和适度功利,但千万不要丧失了心中的美好。
关于善良,我会告诉孩子。我们应该善良,但必须有自己的底线和锋芒。如果不是用在对的人事上,善良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不幸;倒不是因为担心善良得不到回报,而是那些利用我们善良的行为会让人心悲凉。
关于生命,我会告诉孩子。舍生取义常常是非常时期的行为,正常的世界中好好活着,才有希望。即使不能实现理想,为理想奋斗拼搏的岁月,也是人生中绝美的时光;命运带给我们的,或许无法改变,但如同西西弗斯一样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使得人生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关于爱情,我会告诉孩子。面对爱情不必谈虎色变,爱情是美好的;但异性交往的界限感和原则,给你带来足够的尊严。有了尊严,你才会有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永远是相互对等,相互吸引,相互成全。永远不要卑微地爱一个人,把时间花在更值得的人和事上,提升自己,终会遇到与你匹配的那一个。
关于社交,我会告诉孩子。职场也好,生活也好,情感也好,都是处于一个无形的力量博弈出来的结果,这组成了这个世界的秩序和平衡。社交的本质,就是彼此资源的互相匹配。你只有让自己强大到和对方有相互匹配的资源价值,才会有坐在一张台上的筹码。当然,强大而圆足的精神世界,也完全可以让你拥有独钓江雪的自足。
关于自由,我会告诉孩子。自由是以能力为基础的,你看到了这世界的功利,其实这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而我们终其一生奋斗的意义,也许就是有能力,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做出不那么功利的选择,去追求真实、善良和美好,这种美妙的感觉,就叫自由。
关于自我,我会告诉孩子。做自己,不一定带来成功,但可能会很幸福;做自己,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初心,因为初心有可能不善良;做自己,更不是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是最廉价和懒惰的做自己;做自己,就是终其一生与更强大的人或物碰撞,明确自己能力和认知的边界,学会自己决断、自我负责,并懂得接纳那个不断升级后依然不够完美的自己。
……
对于“人性”的思考,让我们为人处世能够基于人这一点出发,而不会过度贬低或拔高;对于“人道”的思考,让我们知道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种群,与万物的区别和关联,而心生“温暖的执着”和“坦荡的悲悯”;对于“人情”的思考,让我们逐渐懂得“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彼此是怎样的祸福相连、唇齿相依,为人处世如何做到“矛盾的和谐”,在动态中求得“合理的平衡”。
朱光潜说:“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人生就如一块顽石,有的人试图用一生把自己雕琢成一件艺术品,而一部分人却对自己这块顽石无动于衷。”
人生在世,仅此一遭。是把人生看作“所在皆是”的顽石,还是看作“如琢如磨”的宝玉,这是每个人选择的自由与权利。
一缕阳光,有什么用呢?不能照亮整个人类。
半片荷叶,有什么用呢?不能遮风挡雨。
几块石头,有什么用呢?不能建起高楼大厦。
这短短百年的人生,有什么用呢?终究会成为宇宙的尘埃……
但,正是因为我们有“思想”的尊严,所以,一缕阳光、半片荷叶、几块石子、须臾人生,都有了存在的意义与趣味。
让看不见的光亮,被看见;让灵魂变得有香气;让生命被思想点亮;让一生拥有更多的值得回味和铭记的“强力瞬间”……
这是,我人生的意义、生命的艺术;
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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