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之战后，赵氏对范氏、中行氏的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的阶段。而在这之前，还有一段插曲。
《史记·孔子世家》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述，晋国内战时期，赵氏攻打中牟，范氏驻守中牟的邑宰佛肸据邑反叛。因为赵氏喜欢举贤的人，所以佛肸想投其所好。恰好当时孔子正在卫国流亡，有点快混不下去的意思，佛肸就想召请孔子仕赵，以便提高自己在赵氏中的地位。收到邀请后，孔子准备前去，子路就反问他，说一个人亲自做不好的事情，君子不去他的地方。如今佛肸亲自以中牟叛变，您却要去往中牟，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也说过，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又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匏瓜，总要有一个地方来施展我的抱负才行啊。”
说完这些，他就准备去往晋国去见赵鞅。但刚走到黄河边上，就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于是就慨然长叹说：“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也就是说，因为窦鸣犊、舜华的见杀，孔子决定不再去找赵鞅谋职了。
子贡不解，就问道：“老师您这又是什么意思？”您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施展抱负吗？连佛肸的过错您都能容忍，怎么就独独不能容忍赵鞅犯错呢？
孔子回答说：“窦鸣犊、舜华这两个人，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年赵鞅还未得志的时候，是依靠这两人的帮助才得以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卸磨杀驴。我听闻——若是你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就不会再来；涸泽而渔则蛟龙不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栖——君子讳伤其类也。鸟兽见到不义的行为也知道避开，更何况我孔丘呢！”
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赵范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双方交战激烈，一城一池的拉锯往复也是常有的事。佛肸能够以中牟叛范氏，窦鸣犊、舜华或许叛于赵氏也未可知。但相比于战事的进展，孔子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能不能得到赵氏的认可，赵氏能够容忍公孙尨、佛肸叛范，却不能容忍窦鸣犊、舜华，似乎说明赵氏更加注重政治利益，对于窦、舜的贤能并不看重。孔子就此认定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容于赵氏，即便是去了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拒绝去见赵鞅。
还说回佛肸叛范的事情。中牟是隶属于邯郸赵氏的城池，邯郸氏叛离赵氏，中牟自然也落入叛军之手。韩非子曾引用晋平公的话说，中牟是晋国的股肱、邯郸之肩髀，是护卫邯郸的重要屏障，可见其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齐卫伐晋的夷仪之战时，卫军奔袭五氏，中牟便是必经之地。当时赵氏在中牟驻有一千乘兵车——千乘之国已经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规模了，而赵氏光在中牟一地就驻军千乘——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可观了。
如此重要的一个重镇的重新回归，可以说也是打破双方僵局的一个关键。这件事发生的节点，按照一般的推测应该就在战争的第五年（定公十九年，493BC），卫灵公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说，在铁之战前，赵氏对于邯郸的进攻击已经取得了突破。而铁之战又切断了国外支援邯郸的交通线，更是对东阳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铁之战后，赵氏联盟中一直与赵鞅有龃龉的智砾去世了，赵鞅得以升任中军主将，在晋国国内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使得他在战争中可以从容地调配各种资源，而不必受到智氏的牵制，后方有了坚实的保证，对于战争的速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局势顿然就变得明朗起来。
因为铁之战给他带来的启示，让他认识到切断对方补给，对于战争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决战阶段，他在对待内敌和外部联盟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内，赵鞅集中全部火力对其进行猛攻；而对外，则主要是切断外部对范氏的粮草供应，至于国外势力深入内地的骚扰行动，则完全放在次要位置。
如王室的刘文公长期向范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赵鞅就派人到成周问罪，周人惧怕赵鞅，就只好杀掉了刘氏的谋臣苌弘向晋国解释。——据说苌弘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就连孔子都对其赞叹有加，苌弘因赵氏逼迫而死，让不少人都为之感到惋惜。当时人因感念其忠信，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这就是“苌弘化碧”一词的来源。
戚邑、中牟等交通重镇也被赵军占领，国外势力支援范氏的交通线严重受阻，而范氏所急需的粮草又被赵军截获，这让东阳方面顿时陷入困境。但齐国并不肯就此罢休，为了打通支援邯郸的补给线，在战争进行的第六个年头（定公二十年492BC）春，齐景公联合了卫国派兵包围蒯聩所占据的戚地，并求援于中山，意图从南北两面牵制赵军注意力。
但赵鞅对于这些次要目标并不理会，而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范、中行氏身上。十月，赵鞅再次包围朝歌，大军驻扎在朝歌城南。此时朝歌城内因为缺少粮草，无法固守，失陷已成定局。中行寅为求突围，便集中兵力攻击城南的赵军，以威胁其大本营从而调动赵军主力。待赵军集结至城南时，城外的接应部队趁势攻击北门的赵军，进入朝歌，随后又拥着中行寅从北门突围而去。
朝歌是范、中行氏对抗赵氏的重要据点，朝歌的陷落，意味着范氏、中行氏失去了其根本，也就无法对赵氏形成威胁了。此次的战事使得范氏和中行氏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赵鞅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然而，支援范氏、中行氏为乱的国际势力并不希望晋国的内乱就此消弭。到第七年（定公二十一年，491BC）七月，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宁跪救援范氏，包围五鹿（河北大名东）以声援邯郸的赵稷。赵鞅对此并不忌惮，九月，大军包围邯郸，经过两个月的战斗，邯郸城破，赵鞅拔除了东阳的又一个根据地。中行寅再次出逃，投奔到鲜虞，赵稷则逃奔到临地（河北临城西南）与等待齐军接应。
齐将弦施接到赵稷后，就拆毁了临地的城墙，以防止晋军占据把守。随后又安排国夏出兵，占取了邢地（河北邢台）、任地（河北任县东南）、栾地（河北栾城赵县一带）、鄗地（河北高邑柏乡县一带）、逆畤（河北保定一带）、阴人（不详）、盂地（山西黎城县吾儿峪）、壶口（山西长治东南壶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扰乱了赵军的部署，他们也就趁乱会合鲜虞，把中行寅送到柏人邑（石家庄以南，河北隆尧县西南）固守。
齐国出动大军一路攻取了晋国东部边境的一系列关口，可以说是齐国对晋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范、中行氏争取了一线生机。他们打算以柏人为根据地，继续抵抗。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入侵，赵鞅再稍作调整之后，并没有理睬周边的失地，而是又迅速集中火力对付内部的对手，重兵包围柏人邑。
到战争进行的第八年（晋定公二十二年，490BC）春，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猛攻，柏人就被赵军攻下了，柏人守将张柳朔殉节，中行寅、士吉射无处躲藏，只能逃奔到齐国。
《晋国史话》第三辑 / 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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