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哥哥曾经是知青。
那个年代的青年，甚至有很多刚刚初中毕业，就满腔热血地报名上山下乡去了。报名上山下乡是当年最流行的时尚，一种很荣耀的时尚；它是一个人在重视态度的那个年代里的态度，是一种因响应而如愿带来的自我满足感。这种心态就好比一个小学生被批准第一批带上了红领巾，当然，第二批被批准的也是这心态。
知青是时代的产物，像其他时代的产物一样，都有其时代的特征。我们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朋友的哥哥回忆他的知青生活，说就是当了几年农民。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去的那个村的村长。
“那个村长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他的外号却是永远忘不了。因为那个外号是我给他起的，因为那个外号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苦。
那年我们4个知青被分到了南坡村。
那是一个不大的村庄，有一百来户人家。丘陵地区的村庄大都比较贫穷，土地贫瘠，水源枯竭。那些年农民只能在地里刨食，对了，是集体刨食，每年地里长什么都是公社里规定种的庄稼。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外出务工，也沒有现在的什么公司加农户，农民在农村种地，工人在城里上班，要不是号召上山下乡，农村人和城市人泾渭分明。那时候的农村，好像没有农闲时节，感觉一年到头，地里的活天天干不完。
那时候村长不叫村长，叫大队长，一个村是一个大队，再根据村子的情况分若干小队。大队上边是管区，管区上边是公社，公社上边是县……直到毛主席。那时候不叫村长叫大队长的原因可能有政权更迭因素：我们是新中国，原来国民党的村子叫村长，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也叫村长，让人感觉不出变化，我们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我们还要继续斗争，我们叫大队、小队有革命的劲头。到底为什么这么叫，当年至今我一直都是这样瞎猜的。或许公社书记是一个连长或者游击队长出身，把所辖各村当成一个战斗分队感觉舒服，于是就这么叫了。反正在人民公社时期，村庄的名字还是自古不变的名字，只是村叫大队，大队长就是村长。后来，人民公社不再叫人民公社了，又都叫镇乡村了，现在有些赶时髦的地方，不叫村了，改叫社区了。不管改称什么，南坡村还是叫南坡村，自古没变。
地里的活都是大队长派工，有三个小队长分片带工。平时大队长不怎么管地里的活儿。因为种什么是公社定的，派人去公社领回种子，三个小队长就各自带着自己小队的社员干活去了。
我们4个知青直接归大队长（为了省字以下统一用村长）管。一个村长直接管我们，这说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是很大的事，现在，我们知道的大事也是主要领导亲自抓。这是个传统！
我们初离爸妈，刚到农村，吃喝拉撒睡的生活小事还不熟练。村长把我们安排在大队院内两间西屋里，先解决了我们睡的问题。吃饭就到他家去，就是他老婆负责给我们做饭，拿全工分（相当于全额工资），每天饭后我们提盛满热水的暖瓶回宿舍，我们的口粮放在他家的粮食瓮里，这样吃喝的问题解决了。拉撒方面，院子里有茅房，下地干活的时候，随便找一个草丛一棵小树就解决了。
在村长家吃饭，开始时，我们4人单独一桌，饭菜与他家那桌不一样。我们吃馒头，他们吃贴玉米饼子，我们的菜是炒的，他们的是熬（炖）菜。每次吃饭我们都是先吃完了他们才吃。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村长的小儿子总扒着门框看。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年轻得吃饱喝足什么都不想。后来回想起来，那小孩可怜巴巴的样子，是馋的。
村长给我们派的活都不累。4个人（我们没来前人家是一个人）拉一辆地排车去公社供销社进货；去耕地里牵牛，因为我们牵着牛跟牛较劲，结果气得扶犁的农民大爷让我们凉快的地方待着。村长说，给我们派的活儿主要是让我们了解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常识，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也使出来。可是，我们到农村来是凭了热情，沒有什么知识可凭。我们虽然年轻，但没有实话实说，就满口答应着，说了些受教育练红心之类的豪言壮语。开始时就是这样的日子，不苦也不累，过得不好不坏。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力，吃饱不害饿了就要排解过剩的精力。收工了，我们就去村里湾里钓鱼，湾里的鱼是村里养的，过年的时候砸冰捕鱼分给村民。可能是我们身份特殊，也可能看破了我们的钓鱼技术，看湾的人不管我们。他村里谁家的孩子去湾里钓鱼，看湾人撵得围着湾跑好几圈。实际上我们也没有钓上几条。总之，钓鱼不能消耗旺盛的精力。
有一段时间，知青们因为观点分歧分了帮派，我们与邻村的知青就成了敌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两村交界地段互相扔坷垃，有一晚，听到对方被砸中的喊叫声，我们就像缴了对方的械一样兴奋。那年代的电影里胜利的喜悦，我们在砸中对方的时候有了亲身体验。
年轻人在一起，除了胡侃也没有太多消耗精力的方式，尤其那个年代，除了八个样板戏，平时连个电话都没有。所以天天晚上就是胡侃。侃的内容，有小时候记忆中的趣事，也有最近家里或同学的来信内容，侃得最多的当然是原来的女同学。我们各自侃各自心里的那个女同学，各人认为自己心里的那个女同学才是最漂亮的，各人都认定那个心仪的人在等着自己，各人都侃自己和她如何如何，侃得跟真的一样，差不多是把晚上悄悄地边舒服边幻想的那些东西重复一遍。所以，谁也就拿不出自己说的那些‘真事’的证据。那个年代，就算真的是在谈恋爱，来往的书信上也看不出男情女爱的只字片语，就是相互问候都是致以革命的敬礼。
天天就这么胡侃打发日子，有时候边打扑克边胡侃，一个通宵就过去了，第二天也不困。年轻就是好，精力充沛。但是，年轻也有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就是犯年轻人的毛病，不知不觉地惹祸上身。回想起来，要是年轻时有现在处事的方式，不知道少走多少弯路少吃多少苦。可是再想一想，这一切又都是一个必然：历史都会重演，人又怎能年轻不犯错呢？
有一天晩上我们胡侃，竟无聊得要比长短粗细大小，说我们4个年龄有长幼，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要分出个有实力的长幼。我们正要逐一量量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外村长的咳嗽声，那种警示人时故意咳嗽的声音，动静很大。那时我们的觉悟让我们很是害怕，等确认村长已经走了之后，我们压低了嗓音认真进行了讨论：要是上纲上线，这是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是纯粹的道德品质问题，是……世上说一个人坏的所有语言放在我们身上都不过，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关键是，那个年代里许多人天天在等着这样一个机会，好对犯错的人发泄呢。村长会不会向知青办公室报告，会不会说出去。说着说着，我们渐渐放松下来，他有什么凭据？是呀，那年代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录音又没有现在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智能监听。说着说着不压着嗓子了，我们4个人不怕一个人没有凭据的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村长身上。把话引到村长身上的是来自东北的大周。大周姓周，因为他在我们4个人里长得最矮小，我们叫他大周。
大周说，你们注意没注意村长身上有什么问题。我们问什么问题。大周说，村长那个东西小到几乎没有。我们说瞎说。大周说，要不这样，从明天起你们都盯紧了村长，看看他是不是每次解手都蹲着，要是他有一次站着，以后我的津贴归你们。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盯了半个月，大周没输津贴。南方人老姚说，村长在村里是一号人物，在野外他可能怕被人看见所以才蹲下，上茅房蹲着不好断定。蒙古人老王说，我有两次在茅房，假装系鞋带偷瞄了好几眼，没有看见什么橛橛，只看见毛烘烘。他正说到这里，突然听到窗外呼咚一声，然后是很重的脚步声远去了。
我们4个一下子僵住了。第二天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村长一瘸一拐的走出来，连饭都僵住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切切实实地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亲身体验了一个真正农民的辛苦。
那年头兴积肥。挨家挨户的挖出猪圈里的粪，担到庄稼地头，掺杂着草和土和成泥巴，垛成堆沤粪，等一个夏天发酵好了秋天上地。各家的猪圈也是各家的茅房。挖粪这个活儿不光是又臭又累，视觉上，一铁锨挖出一堆黄色的……我们4人就这样天天到猪圈里出粪，一直把一百多个猪圈挖干净。每天收工回去，倒头就睡，再也不胡侃了……
开春的时候，丘陵地区是枯水期，地里的庄稼等着浇灌，本来各个小队淘各个小队的水井，这一年，村里灌溉用的水井都得我们4个淘。
淘井是一个苦差事。出粪是脏累活儿。淘井既受心理紧张又受寒气袭身。老姚和大周下井淘泥，是抓阄决定的。虽说是初生牛犊的年纪，但井不是虎，再说了，虎不会一下子就吞了你。吊进井里于我们都有一个心理障碍。下到井底淘泥，开始井水刚漫过脚脖子，一直淘到水漫腰。在井水泡一个小时，人身上热气就被泡净了，上来半天还冰凉冰凉的。他俩倒替着下井，老王和我负责向上提泥，另外，我和老王用自己的津贴买了地瓜烧给他们搓腿。谁下井给谁搓，从井里上来也是洒上酒就使劲搓。我们出钱买酒给他们搓腿也是抓阄抓来。就是这个时候，老姚和大周落下的老寒腿。现在跟他俩联系第一句话就是问最近腿还灵便吧。
我们不干？我们上山下乡干什么去了，不光是干活，我们主要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干活儿只是再教育的手段，关键是思想上要心悦诚服，要感谢人民群众给了我们这样的锻炼机会。不光老老实实把活儿干好，还要一句牢骚不能发，发也不能让人听到。要不然，一旦发现不好好接受再教育，就可能成了坏典型上批斗会。那些年人们热衷找坏典型，找地主找右派找特务……好像找到一个坏典型就格外地解气，或许找坏典型就是为了解气。找到了坏典型就押着去批斗，批斗会上，只有被批斗的那个人老老实实绝不敢乱说乱动，其他人都可以上蹿下跳乱说乱动。若是被押着上了批斗会，就不是现在这样苦点脏点累点了。现在再苦再累再脏，别人仍然把你当一个人对待。我们不敢不听村长的安排，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时候，人是可以被忽略的。同时，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时候，你稍不留神就成了最矮的那个，矮得人人的鞋底都在你头上。
从那开始，一直到回城，我们都是吃贴玉米饼子，吃熬菜，有时候麦收秋收季节只有咸菜。但是，村长和村民没有听到过我们发牢骚。生活，总教人学会如何活着。
年轻人身上总有一种本能的力量存在。我是说我们几个，我是说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得到锻练接受了艰苦的再教育之后，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一样，习惯了下地劳作，稍微轻快一点就又有了闲侃的兴致。我们商量着要展示我们的年轻，展示我们的本性，展示我们的强壮，展示我们的长处。我们要像找到了坏典型一样，肆意张扬我们的长处，让坏典型因为自己身上的短处而自惭形秽，我们无法折磨他的肉体，我们就从精神上下手。我们要解气，要以牙还牙。那时候电影里常常有仇恨的眼睛的特写镜头。后来我常想，人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多多少少会被环境扭得变形。于是我们决定每天早上第一泡和下午收工憋着的那一泡都去村长家尿。去村长家的猪圈里，对着蹲坑对面的墙滋，使劲滋，滋得高高的，连大周滋的都比村长身高高。我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们一直干又脏又累的活儿。但是，那些日子再苦再累，只要一滋，我们就觉得解乏了。
有一天我们侃解乏的快乐，老王说这小子是存心整我们。我说他就是个二小子。于是，二小子就成了我们对他的称呼，我们一提起他，就是二小子如何如何。二小子成了村长的外号。
过去的事告诉我，人活在什么地方赶上什么运动，大概很少不被时代裹挟。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鼓舞。”
关于村长的外号就是这么个事。这个事告诉我们，在职场里，别人的隐私尤其是领导的隐私不要说，更是绝对不能公开说；不要拿自己的强项去刺激别人的弱项尤其是刺激领导的弱项。我这样说，纯粹是从一个人涵养角度说，并不是教人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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