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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春意浓》 颖瑶 摄
（一）高考，堕胎让我落榜
1993年7月1日，黑板上的倒计时显示“高考还有6天”，本该坐在教室里认真复习的我，却躺在一个不知名的小诊所里，闭着眼睛，听着冰冷的器械，在肚子下“丁当”作响。
我躬着身子，艰难地走出诊所。靠着电线杆休息片刻，看看手中那张化名“李言”的诊断书，苦笑着把它撕碎，扔进垃圾筒。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捧着一罐八宝粥走了过来，我一句话也没说，接过八宝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却不知道是甜是苦。
一周后，我们进入考场，我和他，并排坐在艺术考生的考室里。我们都通过了联考，只要文化分合格，就可以上大学了。天有不测风云，第一场考试才开始，我的肚子开始巨痛，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监考老师拿着风油精走过来让我涂上，以为我中暑了。我一句话也没说，按着肚子，撑到语文考试结束。下午的考试，却再也没有那么幸运，我晕倒在考场上，闭上眼睛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右手边的他，焦灼不安的眼神，惊慌失措的表情……
我妈来了。她死命掐着我的人中，把我弄醒。她问我：“肚脐眼上面疼还是下面疼？”我有点发蒙，随口说道：“上面疼。”妈说：“那没事，明天接着考。”我也以为没事，毕竟妈妈曾经在知青时代做过赤脚医生。晚上，我再次晕倒，我妈和小弟把我送到医院，医生问了同一个问题：“肚脐眼上面疼还是下面疼？”我迟疑：“好像是下面疼。”我妈脸色巨变，一言不发把我带到妇科，验了尿，“中队长”标记显示阳性，我自以为瞒天过海，瞟了一眼，说：“没可能。”妈说：“你这个蠢猪。”
妈妈对一切猜得八九不离十。她逼着我说出一周前的事，然后骂：“蠢猪，你不要命了！”就这样，住院，第二次手术——那个骗人的庸医，在我肚子里一通乱戳，什么也没吸出来，就打发我出门，没想到宫外孕几乎要了我的命。
第二天，大家继续考试的时候，我在手术。大家出分数的时候，我也有分，可是只有一百多分。那个他，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
（二）分手，我从六楼匍然落地
自高考成绩出来后，我要么呆在家里哪也不去，要么整日整晚和他呆在他哥的装修门面里，看他给人家写美术字，锯美术字，做招牌。
慢慢地，家里呆不下去了，我妈的唠叨变成数落，数落变成责骂，声音一阵大过一阵，直到有一天，妈妈拿起手中正在给别人赶做的棉绸睡衣，一下子撕开，声嘶力竭地喊道：“你这丢人现眼的蠢猪，怎么不给我去死！”
我又羞又气，跑到他天天要去的装修门面里，没看到他，却看到难得一见的他妈。
他和我一样，都早早地失去了爸爸，跟着脾气不好的寡母生活。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走到一起吧。
他妈看到我，难得地温和：“郭言，子山是大学生了，你跟他，不太合适吧？”话音不高，却一针见血。
我难堪地说：“子山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妈什么也没说，走了。
傍晚，子山来了，叫住正帮他哥贴字的我：“我们去走走吧。”
我们去了芝山小学的操场，围着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子山终于说出口：“我们，还是分手吧。”我一下子爆发：“他妈的，是不是成了大学生，看不上我了？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我才不会考不上！你还好意思说分手！”
子山沉默了。我扳着他的肩膀，逼他抬起头来，要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我，子山，爱郭言，永不改变！”刘子山说了，声音却不大。我逼他再说一次，声音要大一点。
他挣脱我的手，嘟囔一句：“你就是这点不好，太霸道！”
我火了：“你知不知道，我妈要我去死！你就没想想，你还有个把月就读你的大学去了，我怎么办？天天听我妈骂，不如跳楼死了算了！”
“我妈天天在我耳边念，再跟郭言在一起，就和我断绝母子关系！我哥也不答应供我学费了！读不成广美，我也想死！”
“那我们一起去死吧，你敢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不能在一起，就让我们去天堂做夫妻好了！”刘子山的豪情被激发起来。
夜深了，子山送我回家，谁也没再提死的事，也许，都是说说而已吧。
我妈听到院门“吱嘎”一声响，走出来：“不是叫你去死吗，你还敢回来呀，人家妈都上门了，说你死皮赖脸缠着人家，你还好意思！”我一言不发，拉着子山就往外跑。
去哪呢，装修店里，子山他哥和嫂子在卿卿我我，芝山小学的校门也关了。转到街上，买了两罐脾酒，我们爬上家属楼的平顶。
月光很明亮，谁家的被单忘了收，在微风中一摆一摆，上面有淡绿的龙舌兰图案。我俯着头，看我家的窗，我家窗下还有灯光，我妈还没睡，肯定还在踩缝纫机，我仿佛听到声音，“嚓嚓，嚓嚓。”
我走回子山身边，他一言不发。我说：“子山，要是我从这儿跳下，正落在我妈面前的窗子下，你说她会不会后悔？”
子山说：“你别做傻事！”
我幽幽地说：“我还真想死，要不，我俩真的跳下去吧，一了百了，好不好？”
子山说：“要跳你跳，我不跳！我还想读书！”
我大怒：“开始谁说一起死的，谁说去天堂做夫妻的？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话不算数了！你跳还是不跳？你说！”
刘子山说：“跳就跳！你先跳！”
我三步两步走到楼顶边，几乎没有犹豫，脚朝下直直地跳了下去，那么轻松，就像体育课里测试立定跳远。夏夜里清凉的风拂在我脸上，我记得我重重地坠在我家窗前那片水泥地上，我妈已经关了灯，只有月光如水，温柔地铺满一地。
（三）结婚，强扭的瓜不甜
听我弟说，当时我妈和他都听到“啪”地一声重响，以为是谁家的花盆掉下来了，没想去管。
几分钟后，传达室的老头来砸门：“郭妈，郭妈，你家言言跳楼了！”
我妈慌得鞋都没穿，赤脚跑到院子里，呆呆地看着月光下静静趴着的我。我弟说，当时没什么血，就好像是我睡在那儿一样。
就在我妈发呆的几分钟里，血就像拧开的水龙头，汩汩地从我身下往外冒。弟弟跑到街上，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舅舅。舅舅骑着摩托车来了，摸摸我的鼻息，还有气儿，他马上和传达室的老头拆了门板，把我抬到隔壁建筑公司的职工医院。
舅舅说，建筑公司的人经常会发生坠楼事故，处理这个有经验。
两天后，在建筑公司职工医院里，我醒了过来，又被我妈和舅舅送到他们当年插队的镇医院。我妈说，丢不起这个人。
我在小镇医院躺了三个月之久，这当中发生了很多事——包括，我妈闹到他家；包括，我妈骂他不仁义，不跳也就罢了，下来报个信都不敢；包括，我的左脚从此比右脚短了三公分；当然也包括，他没有读成大学，被我妈逼着，谎报了年龄在我出院的第一天就去跟我扯了结婚证。理由是，我以后再也嫁不出去了。
刘子山郁郁寡欢地烧掉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烧掉了美术老师送的油画框，调色板，天天撅着屁股在他哥的装修店里，写字，锯字，做招牌，然后骑上摩托车，用麻绳绑着长长的招牌，送到各个新开的店铺去安装。
他的话越来越少，我在门面呆一天也和他说不上三句话。
他哥他嫂子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我越呆越心慌，越呆越坐不住，茫然地看着12月的阳光，暖暖地照着门口那条红色折叠椅，感觉心里头一片冰凉。
（四）离婚，道一声互相珍重
1994年来了。
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各大学还没有开学。我和子山，还有当年我们画室的另一对情侣，在阳春饭店一起过情人节。那个女孩叫安子，考得不太好，却也上了我们市里的工艺学院，学服装设计。她捧着11支玫瑰花，无限娇羞地倚在男友的肩上，“咯咯咯”地笑着。
他们刻意不提他们的大学生活，我却渐渐感到不适，她娇嗔跺脚，举手抬足就是十八岁正值热恋的姑娘。我比她还小一个月，却双手插在大衣袋里，故作矜持，时不时要瞟一瞟我刻意锯断三公分的右脚高跟鞋，有没有在阔腿裤下曝光。
好不容易吃完这顿饭，坐上7路公共汽车，经过安子家时，她和男友紧紧搂着下车了；经过子山家时，他毫不犹豫地站起来，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下去了。我一个人，继续坐在7路公共汽车上，不听话的眼泪流得满脸都是。
我还不死心，一路盯着我的BP机，看有没有熟悉的号码呼我。BP机像坟墓一样，整晚都没动静。
他没有说，一起下车吧，一起过情人节；他也没有来追问，我下车了，你为什么没跟上来？如果我不去装修店，也许他一辈子也不会来找我了。
我去了，挑了个晴朗的早晨。装修店正开门，他在卷闸门后露出脚，露出腿，露出身子，露出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我轻轻走到他身边，打开透明文件袋，一样一样拿出我的户口本，身份证，还有那张红皮的结婚证。结婚证上，我们的脸凑在一起，我笑着，他好像也笑着，眉头却皱着。那是摄影师命令我们作出的表情。
仿佛不需要商量，我们好像都在盼望这一天。当我们拿到那本绿本本，我听到他暗暗地长吁一口气，说实话，我也是。
半年多的时间，我仿佛过了几十年，终于获得重生。
回到家，我把绿本本摆在妈妈的缝纫机上。
她买菜回来，一眼看到了，拿起来翻了翻，说了声：“也好。”
过了一会，又没头没脑地说一声：“早知道这么告诉大人就好了。”
妈妈的性情，仿佛也有了些改变。我没有怪妈妈的意思，我只是告诉她，这一场由我而始的闹剧，已经结束了。
逼子山娶我，是每个护犊的母亲都会想到的歪主意，不过，有的人真的会去做，有的人只是想想而已。
（五）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过了10年。
有一天我经过昔日的装修店，发现已变成“红日装修公司”，扩成了五个门脸。
一辆婴儿推车摆在门口，胖胖的婴儿在里面手舞足蹈，看护的大人，在红椅子上睡着了。那熟悉的自来卷头发，在阳光下富于质感，如同大卫雕像。
我呢，我在车里，短了三公分的左腿，并不影响我开车。1994年秋天，我做了安子的校友，成了94届服装设计专业的新生。毕业以后，我和安子，开创了自己的品牌，叫“释然”，在美丽的西湖边，我们已拥有五家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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